二胎生育成本高只能打退堂鼓
压力山大的二胎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打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
记者_黄修毅 实习记者_魏晗宇 上海报道
已经快半年了，刘远一家早餐桌上的气氛，至今仍是如履薄冰。小夫妻俩埋头往各自碗里草草扒拉粥饭，与哄儿子进食的公婆相对无语。
略嫌空旷的餐厅里，只听七岁的儿子虎虎撒娇嚷着要“酱瓜”、“腐乳”，张着嗷嗷待哺的嘴，赖在爷爷奶奶的膝头。夫妻独对的时候，忍了多时的妻子会向刘远投诉，“这孩子要是以后没出息，都怪你和你爸妈。”
虎虎在出生一个月时即被查出苯丙氨酸PH值偏高，后被确证为一种PKU罕见病(学名苯丙酮尿症)，因天生母体缺少一种酶，一摄入淀粉就会过敏。特意从老家赶来照顾孙子的刘远父母，一有风吹草动就为这孩子担惊。
半年前，也是在早餐桌上，滚动播放的早间新闻里公布的“单独二胎”政策，不觉间灌进这对老夫妻的耳朵，挑动了60多岁老人的心思，“你们也符合条件，趁着小张还年轻，再生一个，到时还能和虎虎做伴。”
也是从那时起，刘远分明地感觉出妻子张然心和公婆之间的疙瘩。张然心常常独自气恼，“再生一个？光虎虎一个都养不过来。你妈没开玩笑吧？”
老人家想抱第二个孙子，小夫妻不敢生
刘远和张然心夫妇，一个原籍四川，一个老家在江苏某二线城市。年过而立，能在上海西区有一套131平方米的三居室新房，全凭辛勤打拼与勤俭持家。
刘远在广告界混迹十多年，忙前忙后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而张然心2011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会计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仍是半工半读状态。大城市的生存压力，驱迫着这对刚刚扎住阵脚的小夫妻，丝毫也不敢懈怠。
过去共同经历的艰辛足以让他们瞻前顾后：初来上海那几年，夫妻俩人一直租住在中山公园附近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老房子里，“连炒菜都得在屋子外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忍回顾，每次开车都小心地绕过。”张然心说起来心有余悸。
如今住上了市中心区一梯两户的高层公寓，表面上俨然体面的城市中产，实则每月还得担负过万的房贷。不论走到厨房还是卫生间，刘远总是跟在家人身后提醒，“人走灯灭”，离开房间就得把这个房间的灯关了，节约电。
儿子虎虎的病，等于是对这个刚起步的家庭开了一扇难以堵上的“天窗”。因为对淀粉的禁忌，虎虎只能喝标注着‘无苯丙氨酸营养粉’的奶粉，其价格是普通进口奶粉的两三倍，“要六七百块钱一桶，一天40克，大概只能吃10天”。
而遵医嘱，这个病如若发展到严重程度，甚至有变成痴呆的风险。以至于七年以来，刘远家的餐桌上，永远是变了法子烹饪的素菜，像肉、鱼、虾、蛋及豆制品都是富含高苯丙氨酸的食物，不得不被一概排除，“营养只能另外靠补品。”
如此严苛的要求，好比在这个家庭植入了一颗不定时炸弹，家里人在孩子抚养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也都格外谨小慎微。说到此，刘远只有苦笑的份，“我是衔着土勺子出生的，儿子怎么得了这么个金贵病。”
为了维系这个家庭的经济运行，刘远夫妇俩几乎都全身心扑在了事业上；儿子虎虎所需的特别看护，他们只能假手于人。最初是从老家四川自贡，请来了刘远的一个表妹。五年前，则换成了刘远的父母，夫妻俩把老两口接到上海长住，照料孙儿兼顾帮厨，“也省得请保姆”。
去年虎虎到了上学年龄，需要老两口轮番接送他上下课，而且和城市几乎所有望子女成材的父母一样，虎虎的周末也不消停，英语课、绘画课，都排得满满的，也成了布置给老两口的“课外作业”。眼看着越来越年迈的父母精力日渐不支，刘远夫妇想到了再请表妹“出山”。
当年照料过幼年期虎虎的刘远表妹，后来因为结婚生子回到自贡老家。这趟回到上海的她，已是身边带着一个男孩的母亲了。刘远祭出此招，私下里还有个算盘：家里凭空多出一个“弟弟”，“新晋”成为哥哥的虎虎会不会顾及兄长面子，变得懂事一些？
如今，趁媳妇不在场，刘远父母就要跟儿子咬耳朵。学乖了的刘远，见势就避开，“肯定还是给虎虎添个弟弟的事。”夹在妻子和父母当中的他，在这半年里，已学会了两边赔笑脸，在父母面前推说对孩子的教育责任重大；对妻子则宽慰地附和，等孩子慢慢长大就好了。
小夫妻想生二胎，丈母娘制止了
从刘远家的窗户望出去，在紧邻高层公寓与苏州河之间的暗部，是兴建于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如今拱卫着这片楼价连年攀升、高端物业聚集的地区。在那里，两代人之间关于“二胎”的博弈上演着另一个版本。
两岁女儿的母亲曾明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招致了孩子外婆的迭声反对。“小年轻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外婆生了七胎，还不算夭折的四个，那是当年被国家政策鼓动起来的，我从小就没见她在家务事里直起过腰。再生一个，孩子大点，怎么住？”
环顾这个被婴儿用品、医疗器械塞得满满当当的“车厢式”二居室(客厅直通房间，都是面东朝西)，深深烙印着曾明从小就和父母、奶奶同住的痕迹。 现在给小夫妻俩腾出的一间“新房”，出嫁前是曾明和奶奶合住的“闺房”，而十多年前为了给备考的她一个安心复习的环境，家里人还曾在阳台上打地铺熬过那个 漫长的溽暑。
两年前，曾孙女的出世让这个拥挤的家真正成了“四代同堂”， 小孩的哭噎混杂进了老人的气喘，也没有冲淡新生命为这家人添的喜气。上了八十的奶奶甚至主动搬到西晒的小房间里，与曾明父母合住。从西窗的简易阳台上，经 常晾晒得满满一竹竿，不是换洗的婴儿尿布，就是老人尿湿的床单。
初为人母的曾明给孩子喂奶时，也只从房间天花板正中的日光灯管上垂下一道布帘子，就算辟出了一方母婴私密空间。只是每到公公上门，这个家的局促，才让她感到气短。
曾明比他丈夫小两岁，俩人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婆婆本是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后，直到退休才把户籍迁回上海。以至于曾明的丈夫虽在上海的亲戚 抚养下长大，但从小寄人篱下的他空有一个户籍，却在上海没有片瓦，“要不是丈人、丈母娘的接受，我现在也还是一个赤佬(上海方言，谓‘一无所有的 人’)。”
女婿入赘、家里添丁，户主曾明的名下一下多出了两个户口，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15平米以下，够上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条件，并最终在去年10月，赶上了最后一批“经适房”购房者名单。
那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曾明头脑里酝酿的独立生活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地实在起来。喜欢热闹的她，在经适房申请下来的那天，在全家人面前抛出了“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未曾想，在这个从“不患贫”的家里，却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率先发难的就是曾明的母亲，“说我异想天开”。发现拗不过心意已决的女儿，丈母娘干脆向女婿摊牌：要二胎可以，这回得姓“曾”。
这让一向“把丈母娘当亲娘对待”的女婿，在这个家里有了一副含屈受辱的神气。“好几次，他眼圈发青地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把正在喂奶的我们娘儿俩吓得一跳，好像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他了，一个大男人家的……”曾明每说及此，都要语塞。
申请下来的“经适房”地处浦东三林，一年后才能正式交付。由于那里未通地铁，夫妻俩上下班交通不便，说好了把新房置换给父母住。而现有的老公的房则出租，以租金支付每月4000元左右的房贷。夫妻俩带着孩子再租房住，房钱则由父母补贴。
母亲为何要出此下策，日久曾明的心里也明白起来，那本七拐八弯的账，看起来精于计算，实则迫不得已，若非在这逼仄的环境生活了三十年，实是难以理解的。“还不是因为在住房和收入两头，总有一头短拙，否则谁愿意横竖动脑筋？”
“我妈的顾虑也有道理。”说话间，她手里的针线没有停下过，用床单撕制的尿布拆了又织，如今这等款式的自制尿布已经很少见了。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曾明、张然心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 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只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 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东亚“二胎化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是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文_ 易富贤(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 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 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 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 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 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 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 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 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 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 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 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 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 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 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 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 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 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 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 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 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 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 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 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 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 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毫无活力，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