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二胎

　　等待“二胎”

　　他们是一群梦想生育二胎的人，这个梦想很卑微，但他们却无法实现，尽管即将施行的“单独二胎”新政为生二胎放了一个小口子，但他们不是“单独家庭”，不合政策条件。他们只能在等待“二胎”的煎熬中继续做梦……

　　记者_郭丽萍 广州报道

　　生两个孩子，是她的梦想。

　　严琳是一个9岁孩子的母亲，为了留下肚里意外怀上的另一个孩子，她考虑过给儿子办残疾证，试了假离婚，提出辞职，但还是没能突破计划生育的森严壁垒。她和丈夫体制内的身份，那份“好听”、越来越多人挤破脑袋企盼的工作：公务员，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绑架她、挣脱不了的隐形绳索。

　　计生人员威胁，领导辱骂，最终连家人也没与她站在同一边。这个母亲不明白，怀孕这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却成了一场噩梦，自己只不过是想生个孩子，怎么被当成了罪人。

　　在严琳被迫引产肚中已有明显胎动的孩子21天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那只大手将二胎生育权的大闸门抬起一道缝隙，将单独家庭放了出去。但严琳和许许多多等待生二胎的非独家庭一样，依然被挡在门的这一边。

　　戈多，始终没有出现。

　　想生二胎的人

　　2013年的夏天，再次发现意外怀孕时，34岁的严琳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严琳心疼孤独的儿子，想生个弟弟或妹妹好让他有个伴。她和丈夫都出生于计划生育全面实行之前，严琳有个哥哥，她的丈夫也有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庆幸体会过家里人多热闹的氛围，有兄弟姐妹可以互相照应。但是到了自己儿子这一代，三十几年的计划生育使得邻里年龄相近的小朋友都少了，到了周末或假期，儿子连一起玩的伙伴都没有。

　　另外，严琳的哥哥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至今未婚，以后结婚生子的可能性也很小。严琳的父母觉得，如果她能再要一个孩子，也算是填补这个遗憾。

　　而且，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严琳也觉得自己在育儿方面更有经验了。夫妻二人工作稳定，经济上不算特别富裕，但也承担得起再生一个孩子。年龄在一年年增长，已经不容许她再多地犹豫、等待。

　　让许多与严琳相似的家庭生二胎的想法更加迫切的，是对“失独”这个潜伏的幽灵的恐惧。独生子女家庭被认为是在走钢丝的风险家庭。人口学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1975年到2010年间，中国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按照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约有4%的孩子在25岁之前死亡。到2035年，这2.2亿个家庭就有近千万家庭不幸遭受失独之痛。

　　33岁的董民诚，有个6岁的孩子，也是一位走在钢丝上的父亲。失独对他来说，不只是抽象的数据，而是身边真切的悲剧。一位亲戚唯一的儿子在大学毕业之际，患白血病离世。这无异于整个世界的坍塌，夫妻俩都崩溃了，他们的状态没法用“活着”来形容，只能说“还没有死”。这位亲戚一听到鞭炮声就哭：“孩子在的话，也该结婚啦，咋就没了。”而他的妻子更是不停念叨“宝贝哪去了，宝贝哪去了……”

　　董民诚的父亲不相信宣传标语所说的“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地震、三聚氰胺、疫苗、幼儿园门口的凶杀事件、教师虐童……各种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夺去独生子女家庭的唯一寄托。伤亡严重的2011年丰县校车事故，离董民诚家不到8公里。他希望董民诚生两个孩子，使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大一些。

　　“没有世外桃源”

　　但在得知妻子意外怀孕之后，严琳丈夫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不能要。”

　　身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他深谙，体制内的人违反计划生育后果更严重。他们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超生”不仅要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还将意味着被“双开”。这个群体仰赖体制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同时又被体制牢牢束缚，在计生政策前没有反抗的余地。

　　早在2004年生完第一胎的时候，严琳就被要求“上环”。那时候，她还是一名老师，学校里负责计生的工作人员频繁地给她打电话。虽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并没有关于“上环”的规定，但现实中，“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却近乎强制规定，与之后的一系列重要“证明”、新生儿户口登记挂钩，甚至被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列入考核指标。耐不过每个月一次的催促，在生完孩子半年之后严琳上了环。

　　但是，严琳遇上了她原先所顾虑的一系列副作用。严琳原以为是生完孩子之后的妇科炎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频繁地去医院，找过中医、西医，服下一帖帖的中药，却一直没见效，直到2012年取了环。取环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有单位书面证明体质不适合戴环。

　　在严琳夫妻考虑生二胎的可能后果时，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蔡智奇已经被告知，有人举报他违反计划生育生了两个孩子，校方要求他尽快自动离职。2013年11月19日，蔡智奇正式接到华南理工大学人事处《关于给予蔡智奇开除处分决定》的通知书。蔡智奇给学生写了一份公开信：我已经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你们的老师了。在华工攻读博士学位的妻子也一度被校方要求退学。

　　就在蔡智奇居住的教师公寓楼下，贴着一份街道办的《举报计划外生育怀孕有奖》，奖金最高达3000元。有不满的人对此作了回应，在告示的显眼处画了个大圈，里面写了两个大写字母：SB。

　　2007年，蔡智奇作为留学人员前往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陪读的妻子在美国生下了大女儿。回国前，妻子意外怀孕，在回国后的2010年1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近些年，在蔡智奇的身后，越来越多有条件的家庭纷纷远赴境外生育，入当地籍，以规避计划生育政策。但深圳等地已经出台计划生育新规，将这种情况定性为“超生”。

　　蔡智奇认为他与这些人不一样，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她的大女儿是美国籍，不占用出国前获得的生育指标。而且，2002年国家计生委印发的《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中提到，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而且，12月初，蔡智奇向校方提交了申诉，不过，一个月过去，他还未收到答复。

　　意外怀孕之后，苦恼、矛盾的严琳试图寻求网络的帮助，她加入了一些因想生二胎这个共同诉求而集结起来的QQ群。在那里，严琳第一次认识了几个近些年积极呼吁停止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士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易富贤。

　　医学出身的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他从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在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之后，系统反思和批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年，易富贤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费在人口研究上。他一直通过电子邮件给数百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资料，希望通过法治的途径停止计划生育。

　　严琳看过他的博客，开始试着给他写信，讲述自己的经历。易富贤收到严琳的邮件后，将她的经历发到了微博上。不少网友质问：如果真的这么在意孩子，为什么不选择离开体制？

　　严琳不是没有想过辞职生孩子。但她不可能在家做全职主妇，而北方这座小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像样的企业特别少，她这个年纪的人再出去找工作很难。计生部门的人还威胁，即使她辞职生孩子，她老公也会被开除。生二胎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约13万(当地普通公务员一年工资3~4万)，是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以后两个孩子的负担将更重。

　　易富贤回应那些质问严琳这类体制内家庭的网友：“即使离开体制，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没有世外桃源可逃。”为了生二胎，易江的妻子在怀孕前提前辞去了公立中学老师的工作，在2009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逃离体制的家庭，依然没有逃出计划生育的掌心。除了被要求缴纳近5万元的社会抚养费，2012年易江在一家国企准备办入职手续的时候，因为“超生”，最后只能签第三方合同，成为“临时工”。因为触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他还失去了申请积分入户广州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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