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曾孙女的出世让这个拥挤的家真正成了“四代同堂”， 小孩的哭噎混杂进了老人的气喘，也没有冲淡新生命为这家人添的喜气。上了八十的奶奶甚至主动搬到西晒的小房间里，与曾明父母合住。从西窗的简易阳台上，经常晾晒得满满一竹竿，不是换洗的婴儿尿布，就是老人尿湿的床单。

　　初为人母的曾明给孩子喂奶时，也只从房间天花板正中的日光灯管上垂下一道布帘子，就算辟出了一方母婴私密空间。只是每到公公上门，这个家的局促，才让她感到气短。

　　曾明比他丈夫小两岁，俩人都是家中的独子独女。婆婆本是下乡知青，和当地人结婚后，直到退休才把户籍迁回上海。以至于曾明的丈夫虽在上海的亲戚抚养下长大，但从小寄人篱下的他空有一个户籍，却在上海没有片瓦，“要不是丈人、丈母娘的接受，我现在也还是一个赤佬(上海方言，谓‘一无所有的人’)。”

　　女婿入赘、家里添丁，户主曾明的名下一下多出了两个户口，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15平米以下，够上了2013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的经济适用房申请购房条件，并最终在去年10月，赶上了最后一批“经适房”购房者名单。

　　那个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在曾明头脑里酝酿的独立生活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地实在起来。喜欢热闹的她，在经适房申请下来的那天，在全家人面前抛出了“想要再生一个孩子”的念头。

　　未曾想，在这个从“不患贫”的家里，却激起了一场疾风骤雨。率先发难的就是曾明的母亲，“说我异想天开”。发现拗不过心意已决的女儿，丈母娘干脆向女婿摊牌：要二胎可以，这回得姓“曾”。

　　这让一向“把丈母娘当亲娘对待”的女婿，在这个家里有了一副含屈受辱的神气。“好几次，他眼圈发青地从帘子后面探出头来，把正在喂奶的我们娘儿俩吓得一跳，好像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他了，一个大男人家的……”曾明每说及此，都要语塞。

　　申请下来的“经适房”地处浦东三林，一年后才能正式交付。由于那里未通地铁，夫妻俩上下班交通不便，说好了把新房置换给父母住。而现有的老公的房则出租，以租金支付每月4000元左右的房贷。夫妻俩带着孩子再租房住，房钱则由父母补贴。

　　母亲为何要出此下策，日久曾明的心里也明白起来，那本七拐八弯的账，看起来精于计算，实则迫不得已，若非在这逼仄的环境生活了三十年，实是难以理解的。“还不是因为在住房和收入两头，总有一头短拙，否则谁愿意横竖动脑筋？”

　　“我妈的顾虑也有道理。”说话间，她手里的针线没有停下过，用床单撕制的尿布拆了又织，如今这等款式的自制尿布已经很少见了。

　　尽管政府即将放开“单独二胎”，一些调查统治也显示有六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二胎。但在昂贵的生育成本面前，许多人都只能像曾明、张然心那样打了退堂鼓，虽然她们符合“单独二胎”的政策条件。有媒体统计出在城市中抚养一个孩子的账本：

　　一个婴儿每个月的奶粉钱支出将近1500元，尿不湿每个月要500元，再加上孩子的衣服或其他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在2500元左右。照此计算，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两三年花费也得5万元到8万元。若是家里请了照看孩子的保姆，费用还不只这些。北京一个育儿嫂的月工资至少也得在4000元以上，一年差不多5万元。

　　阳光人寿保险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孩子的高中花费总额4万元，大学的花费总额9万元，硕士花费总额是6.6万元，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学习生活费用总计少说也要30万元。

　　社会学家徐安琪在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说，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

　　在这本账簿面前，许多想生二胎的年轻人都望而却步了。

　　东亚“二胎化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是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文_ 易富贤(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还不错，是因为到2015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从趋势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如果生育率不能快速提升，今后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将毫无活力，而拉美、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结构年轻，经济将是朝气蓬勃。

　　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走出去的；而“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走出去(日本和欧洲在绞尽脑汁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仍持续低迷)，不死也得脱层皮，今后还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属于长跑，欧盟是中长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短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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