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长期反对计生政策的人士杨支柱，正在筹划写一本书，叫《一百个人的被计划生育经历》。介入2012年的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之后，他的生活多了一项新内容：接待计生受害者，为他们介绍律师和记者。而这些人里不仅有体制内的人，也有体制外的人。

　　蔡智奇已经请了律师，准备打官司，他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这条路会很难走。杨支柱告诉他，法官得听县领导的，县领导的乌纱帽又被计生这条线管着，很多都不立案，即使立案了，就他所知的案子都输了。

　　一票否决制

　　在省重点中学老师董民诚工作的城市，三年前有两对夫妻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同时两位中学校长、一位教育局的科长受牵连，被调离工作岗位。董民诚所在的学校对计划生育一直查得紧，育龄妇女一年复检4次，以确保没有超生二胎的可能性。他的妻子不忍心丢掉工作，也不希望因为自己，让无辜的领导、同事受牵连，所以他们一直在想生但不敢生二胎的路上徘徊、等待。

　　这就是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多年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严琳几乎考虑过所有可能保住肚子里宝宝的方法。她曾留意到，周围有一些同事、朋友，通过各种方法拿到专家或医生鉴定，做假病历，给小孩办残疾证，从而拿到二胎准生证。不过这个过程很复杂，她已经来不及走这条路。在网上搜索“公务员怎样才能生二胎”的过程中，“假离婚”三字进入视野。

　　严琳决定铤而走险。她与丈夫俩反复讨论、争论了两个月，在2013年8月办了离婚手续。第二天，严琳花了15000元和一个雇来的未婚男人登记结婚。不过，这一切都是形式，严琳跟丈夫还在一起。

　　不过，严琳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事情根本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计生政策之严格，让她惊讶。

　　申请二胎证时，计生部门要求严琳出具民政局开具的关于结婚、离婚、再婚的时间。因为离婚和再婚的时间隔得太近，而体检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严琳被列为“高度怀疑对象”，因此申请二胎证被拒绝。严琳从工作人员的口中了解到，不只她一个人在走这条路，被查出来的就有好几起，其中就有当地国企的职工。

　　“他们像敌人一样对待我们，严格审查。”严琳说。计生部门的人到家里、到单位调查，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结婚，有没有办酒席，还到严琳丈夫单位调查是不是真离婚。

　　真相很快暴露，噩梦开始了。

　　以“审查办案”自称的计生人员告诉严琳，如果她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那她将是他们这个地方30多年来第一个公开超生的公职人员。

　　领导知道后大为光火，说话很难听，甚至用了很多侮辱性的语言。严琳再怎么解释是意外怀孕，领导也没有任何同情和理解的表示。严琳被告知，如果坚持要这个孩子，同事的升迁、提拔，单位的评先进，各方面都要受到影响，全单位的人都会记恨她。鉴于严琳的年龄和前一次流产不全的病例，医生告诉她手术有一定的危险，不建议做手术。严琳求领导，但领导认为她在撒谎，还威胁严琳要是不去流产，计生部门有的是办法，会抓她去医院。严琳知道，领导在乡镇上做过计生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计生方式比较野蛮，超生的真会被抓去医院引产。

　　出生于北方农村的董民诚清楚地记得，他的一位邻居1990年生了一个儿子后，1996年偷偷怀上了二胎。胎儿6个多月时被举报，乡镇直接来人把邻居绑到医院，强行用药之后送回。董民诚亲耳听到她在家痛苦地叫了一夜，死胎才出来。

　　严琳这个地方，这几年计生工作也稍微收敛了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生育率很低，达不到省里下达的指标，超生一部分对计生部门没有影响。计生人员跟严琳解释，假如她不是公务员，他们有可能放她一马。

　　但单位领导只给严琳一个选择：把孩子打掉。即使她辞职，单位当年的评先进也会受到影响。严琳压力很大，同时觉得委屈：“他根本不会把你肚子里的孩子当成一个生命来看。”

　　令严琳最终感到绝望的是，迫于各方压力，她的丈夫、父母、公公婆婆没有一个人支持她要这个孩子。

　　2013年10月25日，严琳她走进手术室，做了引产手术。那时候胎儿5个月，严琳已经能明显感觉到胎动。

　　如今，经历了一场噩梦的严琳觉得，自己也不应该完全去记恨为难过她的领导，包括那些计生人员。“我们领导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他们大概也是身不由己。”

　　无望的等待

　　就在严琳做引产手术之后21天，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放宽了中国的二胎政策，但仅限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

　　继“双独”之后，计生政策又给这个国度增添了“单独”、“非独”两类标签。由于中国此前实行城乡有别的计生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因此，“单独二胎”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育龄夫妻，覆盖面在1500万至2000万人左右。国家卫计委前期做过生育意愿调研，这些人里，仅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政策使得一些人欣喜的同时，也让严琳、董民诚这些非独家庭二胎梦破碎。一直关注生育政策进展的董民诚，在获知了“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出离地愤怒：“作为一个老师，我也不得不对这一政策说‘他妈的’！”从儿子出生之后，董民诚一直没办独生子女证。他认为，办独生子女证，是对残忍的“一孩政策”的屈服。

　　在董民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村里那些被强制计生的人的哭叫声，在他当时的眼里还只是一种热闹。成为一名父亲之后，在等待政策生二胎的过程中，一次次希望之后又失望，董民诚成为了亲历者，越来越切身地体会到那种痛苦、无助。倒是村里的人近几年只要愿意交3万~4万元，就可以生育二孩。村干部乐意帮忙给小孩上户口，从中落些好处，打工者基本上能交起这个钱。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董民诚的父亲也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自己间接掠夺了儿子生二胎的机会，并内疚不已。他遵循农村“一孩半”政策，在生下董民诚和他姐姐之后没再生育，还被评为农村计生先进户。父亲背砖、背沙供董民诚读完重点大学，使得儿子得以顺利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别人羡慕的体制中一员。但在新的计生政策之下，这些竟都成了董民诚不能如愿生二胎的原因。

　　如今，董民诚的父亲经常拄着拐杖孤独地站在家乡的路上，对放学归来的小孩说：“幺儿，别读书啦，将来像你大爷(董民诚)一样，不能生两个娃娃。你看你爹娘多好，都能生两个娃娃。”

　　从1984年起采取的农村“一孩半”政策、到上世纪末开始的“双独二胎”，生育率过低以及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二胎政策是否需要放宽”一直是近些年的热点话题。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易富贤觉得这次人口政策调整步伐太小。

　　像董民诚这样体制中的非独家庭，只能在沉默中继续等待着：要么不顾政策，顶着一切困难把二胎生下来，可能会丢工作，可能会开除党籍，可能会交很多罚款，可能会离婚，可能会失去现在安稳的生活……要么屈服于现有制度，放弃生二胎的想法，老老实实守着一个孩子，每天祈祷老天眷顾，让孩子一生健康、平安。

　　严琳在身体恢复后回到单位上班，她想尽快忘掉这件对自己伤害很大的事。但严琳的领导因为这件事对她有了成见，同事提醒她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道个歉。严琳很难受：“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在内心深处，严琳还是希望有机会能再生一个孩子，但同时又很绝望。“我不知道这两次手术之后身体还允许不允许，医生说要过半年以后看恢复得怎么样。我对政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从单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胎，间隔不可能很短，而我马上要超龄了。”严琳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我的经历不可复制”

　　安徽合肥的盛海琳，在60岁时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对双胞胎。当很多“失独”家庭视她做榜样，试图借鉴效仿时，她却自称自己的经历不可复制。对于那些盼望生二胎的高龄妇女来说，即使她们符合二胎政策，但因为生理问题，梦想也难以实现。

　　记者_于丽丽 北京报道

　　截至2013年12月份，64岁的盛海琳收到的各种邀约足以排到春节。这些邀约主要包括一些电视台节目的录制、一些医院生殖中心的讲座和她用来赚“奶粉钱”的各种营养保健知识的授课。最极端的时候，她需要一天飞到三个城市上课。为了囤积体力，她甚至学会了一上飞机就雷打不动、充分闭目养神的本事。

　　12月26日，在录制完 《鲁豫有约》节目并接受完一家都市报媒体的采访后，盛海琳出现在北京广播大厦附近一家餐馆。她一头干练的短发，系着一条大红围巾。目光炯炯，毫无垂老之态。两个双胞胎女儿在周边乱窜，保姆忙不迭地各种追赶。

　　她声音洪亮，且滔滔不绝，有着一个64岁老人罕见的旺盛精力。她将之解释为自己属虎，所以风风火火，又因为是巨蟹座，难免恋家。说这些时，她表情生动，并用手比画出一个螃蟹“钳”的动作，来强调自己是一个护犊心切的母亲。

　　但依然有尴尬，带着三岁半的两个女儿逛超市，孩子脆生生喊妈妈，售货员会意外，并好奇补一句：是奶奶吧。她纠正：是妈妈。售货员再补充：是外婆吧？

　　不过在她看来，这都是小事，更严峻的，是现实的一地鸡毛。

　　创伤

　　想到又近年关，盛海琳还是不安起来。于她，春节是充满创伤的节日。

　　一则因为一到春节，保姆回家，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生活起居就要犯难。她清晰记得有年春节，孩子病了，老两口一人抱一个，连个换手的人都没有。劳累之下，她甚至精神恍惚，想把孩子从墙头扔出去，后来因为迅疾意识到自己可能因为劳累过度，脑子出问题，才慢慢平静下来。赶上春节打车难，如果孩子病了去医院，就只能向120求救。急救车呼叫着冲进来，问明情形后，护士们也只有叹气。

　　二则就是她的大女儿也是在春节期间故去的。就在2009年的正月初六，她失去了自己29岁的独生女儿—— 她的女儿和女婿在婆家双双煤气中毒身亡，当时他们刚新婚四个多月。

　　当时一切都了无生趣了。她为此号啕大哭，再无生活下去的愿望。在给女儿置办墓地的时候，她甚至非要给自己也选购一块。出售的人看她才60来岁，不太情愿。她就哭丧着脸，郑重担保：女儿去了，我也是活不久的。

　　本就好酒的丈夫更是开始没有节制，一天二十四小时泡在酒精里，不省人事。每到下午，他还老往头上看。过了好久，盛海琳才明白：他是在找钟表看点。以往，女儿都是正6点回家。所以，每到5点40，他都会叨叨一句，赶紧做菜炒饭，女儿马上回来了。之后没多会儿，就能听见女儿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回家。这个习惯持续多年，以至于每到5点40，他都要抬头看下表。现在，女儿却没了，一切皆空。

　　盛海琳于心不忍，只好把钟表给拆了。而自己到庭院，看着院落中的蔬菜瓜果，分明也能看见女婿在摸高爬低地采摘，但也不过是幻影。

　　失去孩子之后，她曾经想过代孕、领养，甚至打电话给安徽、北京、四川当地的孤儿院，却都没有合适的。这时，自己的医生职业和既有的妇科医学知识让她开始有非分之想。通过致电在北京当医生的朋友，她了解到试管婴儿技术的一些前沿状况，并开始设想自己实施试管婴儿手术的可能性。在一连串碰壁后，2009年7月份，她找到了在合肥的解放军105医院生殖中心的医生，苦苦哀求，并最终被接纳。

　　在可以检索到的当时的报道中，盛海琳大都使用了化名，而这主要考虑到当时在部队院校工作尚未退休的丈夫，他们不想因此打破生活的平静。包括整个备孕过程，她也一直是偷偷进行的。在经过3个月的用药调养后，身体各项机能都有所好转。尤其月经在绝经五六年后，也重新恢复，这让医生都感到意外。2009年10月13日上午，盛海琳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三个受孕成功的胚胎，被移植到盛海琳体内。后一个胚胎流产，存活下来两个。2010年5月25日9点零5分，盛海琳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提前出生，大的3.7斤，小的2.9斤。她由此打破了生育极限，成为中国最高龄的产妇。

　　这样一种罕见纪录最终还是惊动了合肥当地的媒体。日后和盛海琳一家建立深入了解的吴芳是合肥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他见证了盛海琳的整个生产过程。在他回忆中，当时的盛海琳看上去非常虚弱，脸上甚至出现很多斑。因为是早产，孩子一出生就被转移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通过暖箱进行重症监护。

　　产后的盛海琳在当时合肥在线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被这样叙述：“她精神状态很好，说话声音清晰。尽管身上插着镇痛棒，但刀口的疼痛仍然一阵阵袭来，她不时皱着眉头强忍着，术后她睡了几个小时，由于没通气，还不能进食，早上只喝了些米汤。请的月嫂在帮王洁(盛海琳化名)揉腿，由于全身浮肿，她翻个身都显得困难。”

　　因为当时她已60岁，很少有医疗机构愿意冒此风险。出身军人家庭，并做过军人的盛海琳，在事后称赞部队医院呈现出的勇气和探险精神。

　　九死一生

　　在盛海琳接受试管婴儿之前，她曾被告知曾经有个52岁的人，尽管试管婴儿手术成功，却在怀孕两个多月时，主动找医生流掉，因为她无法承受怀孕的各种痛苦，而且这项技术针对年轻夫妇的成功率才20%到30%，很多人做了多次，都希望渺茫。

　　但她不能接受没有子女的生活，同时又对自己的基因有着充分的自信。在成为一个医生之前，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个演员，可以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而最终，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演出和作品，就是在60岁那年，她选择重新成为一个母亲。

　　她认同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的说法，当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安徽某医学院就读时，她因为不忍看女人生孩子时的各种痛苦，逃到内科，却没想到在60岁时，要重新经历这一切：

　　在三个月的用药调理阶段，因为药物的副作用都非常大。她出现了除癌症、肿瘤之外的所有症状，浑身浮肿，疼痛，大出血。作为一个超高龄的产妇，瓜熟蒂落之前，她选择秘不示人，加之前期怕过多走动导致流产，很多打针的工作，她都选择在家完成。在打避免流产的黄体酮针时，因为是油性的，需要用大力助推，她就让老伴儿帮忙，无奈他动手能力差，四针下来，药水和血经常流一床，一裤子。因为浮肿，打针一百天结束的时候，她的两边屁股甚至鼓出一个像馒头样大的包。

　　调理完毕后，医生把胚胎放到子宫。她开始有窒息感，大气不敢喘。加之心肝脾胃肾被两个孩子挤压，非但吃不下饭，还经常返流胃酸。刺激到嗓子，就容易咳嗽，但因怕孩子流产，就只好憋着，能撑多久是多久。孩子生下后，当别人欢庆结果时，她只有一个直接感受：终于可以正常呼吸、喘气了。

　　她说自己此生共经历了三次鬼门关：大女儿出生、大女儿死亡、两个小女儿出生。

　　两个女儿出生后，她又重新活了过来。她会非常神秘地表达自己的发现：两个双胞胎孩子，仔细端详，一个像女儿，一个像女婿。她甚至开始相信一些蹊跷：院子里有棵奇异的花，在女儿故去那年，开始开花，两个女儿出生后，却再没有开过。她相信女儿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些充满宿命感的安排让她开始着迷佛教，并选择了皈依。

　　盛海琳已经比许多人幸运。自从宣布“单独二胎”放开以来，想要生二胎的夫妻都跃跃欲试，但很多家庭并没有如愿，专家指出，我国每年不孕不育人数在逐年上升。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至15%，也就是说，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经超过5000万。

　　一地鸡毛

　　2011年1月30日，不满一周岁的双胞胎女儿戴上妈妈买来的新帽子，手舞足蹈。盛海琳则左拥右抱，一脸春风。三岁大时，64岁的妈妈在厨房拿起一条鱼“吓唬”女儿，母女几乎同时瞪大眼睛，并嘟起了嘴……在前不久摄影记者吴芳发布的一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盛海琳从成功分娩到女儿承欢膝下的全过程，包括那些耳鬓厮磨的生活细节。

　　在吴芳看来，盛海琳选择高龄产子是为了从失独后的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但现实是他们要面对世俗的质疑，对孩子的吃喝拉撒，以及长大成人负责。在和这个家庭打交道时，他能看到盛海琳的疲乏，但她并没有将这些情绪传递给孩子，相反，她更注重从小就教育她们，要学会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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