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初到时，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

　　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他点上一根烟，一言不发。

　　儿子正趴在床上。掀开旧被子，尿味扑鼻而来，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王红军比了比，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一下，两下，还是动不了，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

　　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

　　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

　　没有机构愿意认错。王红军像上了发条，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要补偿，“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年一年这样过”。

　　2016年春节已过，他还没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

　　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当地几乎夜不闭户，但这个堆满病历、鉴定书、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

　　在老家，他有4间房、17亩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时候，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他结婚了，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全家围在一起，都说这是“双喜临门”“全国都在庆祝”。“喆，两个吉，图个吉利。”他给儿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卖的2008年，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他幻想，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买车。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转眼，2016年春节都过了，他没去成智利，倒是挪了个村子；他没买成车，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大众”；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至今化肥钱还欠着。

　　2015年夏天，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

　　“现在鸽子才600只，一只能卖20多元。”他算了算，马上改口“还不能卖”，应该等规模再大一些，“今年是没法赚钱了”。

　　鸽子600多只，棚房合起来却有将近1000平方米，“空旷”得吓人。棚房以前是用来养牛的，镇上愿意免费借他们先用，鸽舍才选到了这里。

　　王红军父子住在鸽舍隔壁，尽管不知那间房是何来历。第一次到门前，防盗门猫眼用纱布堵着，门与墙两三厘米的缝隙塞进了黄乎乎的胶。一推门，几条蜘蛛丝粘在天花板上，地板堆着砖块、动物粪便，粪便都已经干了。

　　花了两天，他收拾出这30平方米的空间，搬进6件家具，稀稀落落地摆着。

　　原来爱“满村子转着玩”的小喆，这时已经下不了单人床了。他下身毫无知觉，每天要更换十来片尿不湿。尿液随时可能流出来，王红军准备了10条白毯子，每条夹在尿不湿与被单之间，防止“洪水”漫到其他地方。

　　“养鸽子不用到地里，我才能随时照顾小孩。”王红军指了指床头晒着的3条白毯子。

　　他自己的床尾放着一个直径近1米的铁盆，盛着淡黄色的水，“白毯子每天都要洗，每条要洗好几道，最后一道的水留着，下次再用”，因为“村里没有自来水，要省着点用”。

　　2012年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喆，常让父亲哭笑不得。现在，小喆开心的时候，王红军反而难过起来，“多好的娃啊，如果没出事，现在一定更开心”。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

　　2012年7月1日，没有任何征兆，王家被恶魔选中了。

　　这天中午12点，8岁的小喆在院子里玩沙子。突然，他倒下了，站起，走了几步，又倒了，这回站不起来了。陈女士听到喊声，赶紧把儿子抱回房间躺下，“一摸腿，没感觉”。

　　王红军和陈女士2011年已经离婚，原本，儿子是趁暑假到妈妈家生活几天。

　　“她给我打电话，说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收葡萄时节将近，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

　　在伊犁州，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一锤，两锤，腿没反应。再摸摸肚子，还有知觉。

　　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每隔一段时间，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

　　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头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头颅、肝胆、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脑子里想很多，想怎么会这样子，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想起当时的场面，王红军语无伦次。

　　陈女士也难过：“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我会不好好照顾吗？”

　　“他脸色苍白。我很难受。”王红军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个“只能发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门外，一刻也没有睡着，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他知道，其实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体温由36.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经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横线开始移动，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这距病发不到一天。

　　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出现呼吸肌麻痹，出现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王红军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买了。

　　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担心司机犯困，他们不断聊着天。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谁也答不上来。后座上，小喆躺在妈妈身旁，插着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点8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

　　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

　　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经历的，一些人早已经历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万元。王红军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

　　“疫苗”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学校打听，果然，一个老师说，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孩子说过要交20元，但没说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据称采取“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

　　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半，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

　　拿到第一份“结论”是2013年5月，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这张抬头印着“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的纸，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结论为“与‘腮腺炎疫苗接种’无关”。

　　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群友来自贵州、湖南、山西等地。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两三百人。哎呀，现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这个群，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不断弹着消息。

　　他所经历的，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在公益志愿者、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结论多半是‘无关’‘偶合’”。

　　《南方都市报》也曾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

　　“如果你认真写，真的‘无关’，我也认了。”今天提起那张“结论”，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就12行字，把儿子基本情况、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没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着，但他很快发现，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

　　后来，王红军在小喆床边固定了两个扶手，让他抓住，撑起身子“坐”在床上，可没一会儿就背疼。他又给小喆配了轮椅，可没多久，屁股开始长起褥疮。

　　儿子最终卧着。每天醒来，他头一撇就可以看到电视。双肘撑起上身，还可以看书、吃饭。久而久之，这个胖乎乎的少年，肘磨出了茧。

　　“整个家都毁了！”他的心被扎了一下。儿子成绩一般，但未来，也有可能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很有贡献的人，“谁说农村的孩子永远就在农村？”

　　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这次有8页纸，他一页一页翻，末尾结论印着“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这回，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隔了4个月，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结论变成“不能排除异常反应”。

　　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

　　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

　　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

　　直到今天，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依然一肚子怨气，“没有和我商量，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

　　按照这份处理决定，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医疗费用凭据支付，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

　　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不同的是，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小孩病情相近，她获补偿133万元。

　　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

　　彼时，儿子病发快两年，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显现颓势。2014年除夕，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他记得，还没出新疆，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

　　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除去3万元车费，2.7万元冷库钱，入场费7000元，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七七八八扣下来，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红军叫苦，葡萄卖价继续下跌，他连农药钱、化肥钱都欠着。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那两年，每卖一回，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头变脆了，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他又自责，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扭到了骨头。

　　这些猜测没有结论，每一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再送到医院打钢板。打了两轮之后，儿子的腕、膝关节像卡住一样，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

　　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

　　王红军觉得太少，上诉；企业觉得太多，也上诉。

　　201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5年7月，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

　　“算了，就这样吧，先给孩子看病吧。”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

　　企业上诉了。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不存在过错。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如果法院也判决，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但两个结果的赔偿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

　　事情还在拖着。法庭之外，每当王红军看到医疗广告，无论扎针还是敷药，总会多瞧两眼。一家医院曾说推出了针对脊髓炎的“干细胞疗法”，王红军跑过去，问：“能不能我把钱掏了，你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

　　“没保证。”

　　“那多少钱？”“十几万。”

　　“如果都没效果，退不退钱？”“不退。”

　　他本想多问会儿，但算了算家里的钱，还是默默离开了。

　　二审法院撤销了136万元补偿补助，他找县卫生局，卫生局代理人劝他申诉

　　韩家庄子村陌生的新家里，一切陷入循环。

　　每天起床，王红军打开8年前买的电脑，给儿子播租来的电视剧光碟。他往锅炉加火，让屋子更暖一些。接着，他到隔壁鸽舍，抓了好几把玉米喂鸽子。

　　太阳升起一两个小时后，合伙人的妻子带着她的3岁小孩进屋了。除了王红军，小喆只和这对母子说话，其他人一来，他便低头不语。要在过去，如果认识，他准会叫出名字。

　　“小喆喜欢和我在学习机玩魂斗罗，总是他赢得多。”合伙人的妻子说，有时，他也爱对着手机自拍，或者在葫芦上画画。

　　在这住了4个月，2016年1月18日，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驳回王家的起诉。

　　法院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理由是，《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在法院看来，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然而，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只不过，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

　　“虽然说有点心理准备，但还是挺意外的。”消息传到QQ群，苟先芬感慨。

　　王红军说，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

　　1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上午11点，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朝该局驶去。

　　代理人上车，马上掏出手机，翻出一篇报道，逐字念了起来：“你看，你找的律师、记者都建议你去法院申诉，你去申诉吧。”他说，如果申诉，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

　　“申诉失败怎么办？”到了办公室，王红军问。代理人说，失败了，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因为程序还没走完”。

　　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依旧是按照2014年4月的处理决定，如果不同意，可以走行政复议。

　　“25万的那次？”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转着桌上的笔，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下楼，钻进了破车，狠狠关上了门。

　　他害怕去法院了。家里老人事发后经常流泪，睡眠也少了，但开庭时从不旁听，“我们是农民，你和公家搞，搞不过的。”家里老人担心，“对你不好。”

　　他总是坚持：“有这笔钱，我能找一个护理，照顾好他，或者让他去医院做个康复，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让他心里不遗憾，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

　　“可是我现在拿什么给他治疗？我也想让他好好治疗，不管希望大不大，只要有希望。”王红军父子在棚房里过完了2016年春节。

　　临睡前，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520页的书，书名《人性》。他一下翻到第127页，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人性，我想看看，书里面说得准不准”。

　　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土办法”：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闹一闹，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

　　王红军拒绝了，他说：“我要守法。”

　　（文中小吉吉为化名）

　　本报新疆霍城2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