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学生成功的教育的概念
我非常纳闷，中国出了无数个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书法家、歌唱家、演奏家，他们都因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声名显赫。可是中国却极少出现教育家，好像人才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作者手记
走进闸北八中的校长办公室，你会看到一个条幅，上面写着：
鲁迅说，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并不就是一首好诗。每个青少年都有取得成功的权利。帮助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条幅落款是：柳斌1990年6月9日 题。
柳斌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主管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倡导者。
1990年6月，当成功教育第一轮实验结束之后，柳斌即来到闸北八中，兴致勃勃地听取了刘京海等人的研究报告。
当时，改变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早在1985年，中央就颁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当做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说，已经把九年义务教育定性为素质教育。但是，在高考指挥棒威力无比的状况下，推进素质教育何其艰难！
也许是想到了这些，柳斌激情满怀地盛赞成功教育。他说：
“成功教育经过总结和完善后，很可能会帮助我们摸索出一条把基础教育由‘升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素质教育’模式的新道路，也可能找到一条使中小学教育由长期面向拔尖学生转变为面向多数学生的道路，也能够找出一条改变现在中小学教育对学生‘死读书’、‘一刀切’、生产标准化零件方法似的要求，转换成为因材施教，让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得到发展的道路。就是说，从思想上、模式上、方法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听到这里，刘京海百感交集，因为他遇到了知音。在成功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人怀疑和反对，有的学者甚至不屑一顾。
在《天生我才》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戏剧性的描述：
一天，学校请来一位有名的黄博士作报告。此人留过洋，对教育教学模式颇有研究。
黄博士开讲了：
“……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为趋势和潮流。潮流云者，免不了有一哄而上的现象。咱们中国人仿佛有着与法国人一般的热情，一哄而上，很成气候。不过在一哄而上之中，千万要冷静，因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也是一种免不了的现象。
“我听到过不少‘教育’，什么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掌握教育、劳动教育、合作教育，等等。我由衷地感到欣喜之余，常常不由哑然失笑。把外国人捧出来，于是就有‘掌握’、‘合作’之称，那么这样的‘教育’，究竟是你的还是洋人的？
“至于‘成功教育’，我更感到费解，学生学习，不管学什么都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没有失败的教育岂不成了理想国的事情了？”
刘京海(即书中的景海山)坐在下面，不时记着笔记。当说到“成功教育”时，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下意识地不住点头。
黄博士还以为遇到了知音，越讲越起劲，他根本不知道刘京海就是成功教育的创始人。下课后，刘京海找到黄博士，诚恳地说：
“听了您的课，我很受启发，尤其对您所说的在一哄而上时特别要冷静的说法。赶时髦固然有贬有褒，真正做学问、做事业的人，是不在乎时髦与不时髦的，也不屑于回避的。”
黄博士点点头。
刘京海从挎包中掏出自己写的论文《成功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双手递给黄博士，说：
“这是我的论文，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黄博士戴上老花眼镜看了一眼，不禁吃了一惊，认认真真地看着眼前的人：
“你就是刘京海校长？”
刘京海笑了笑。黄博士问：
“你对我刚才说的关于成功教育的看法，有什么意见？”
“我总体上同意您的看法。至于成功教育，我想您大概还没有作比较深入的了解。我相信您看了我的论文，会肯定的。”
“这么自信？”
“因为我研究的‘差生问题’是国外没有解决的课题。我对西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矫治方法不以为然。我认为要采用综合治理的办法，像中医治本一样，正如您所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黄博士这时才觉得刘京海不可小看。其实，他对成功教育的印象，多少也受其他专家看法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他望文生义的错误理解。
当天夜里11点，刘京海接到黄博士的电话：
“您的文章我拜读了。我收回我上午说的关于成功教育的说法，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我在不了解的状况下，胡作评判，这不是搞研究的人的严肃态度，所以我很难过，我必须马上向您道歉……”
实际上，刘京海最初也没用“成功教育”这个概念，而叫做“帮助学生成功的教育”。倪江松、宋承宣两位教育界老前辈听了，说：
“帮助的意思是有的，干脆就叫‘成功教育’！”
这样，整个研究的思路得到了升华，所有教育措施的内在联系得到了确认，而且简洁有力，鲜明动人。于是，“成功教育”的概念得到了课题组的认可。
吕型伟是上海市教育局的老局长，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并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他说：
“成功教育是对毁灭个性和特长的平均主义教育的批判，也是对只着眼于少数尖子学生而放弃不能升学学生的教育的批判。”
他建议：
“成功教育应该在理论上、规律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不要停留在方法上。这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只要有新的观念建立起来了，有了新的理论体系，方法还可以发展，还可以变化。所以，我提出要建立成功教育的理论体系。”
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袁采说：
“闸北八中的实践，我认为非常伟大，它显示了教育改革中教育科学的正确方法。这条路必定是要走的，早晚要走的。所有的学校最后都要走这条路，要不然就不会有成功的教育。教育史上是会写下这一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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