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儿科医生的动机可以追溯到我在哺乳期的痛苦经历。刚出生时，由于对牛奶过敏，我曾经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我当然对此并无记忆，但由于母亲数次提及此事，因此我全然记得。

　　我生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对读者朋友来说，这也许是较为陌生的年代。那一年适逢日俄战争结束。我的父亲是日俄战争的随军军医，我是七兄弟中排行最末的孩子，由于父亲错失了奖金，母亲为生计发愁导致无法分泌乳汁。

　　于是，母亲用加入砂糖的炼乳喂养我。因此，在婴儿时期的我便已经产生了对牛奶的过敏抗体，又患上难治的腹泻。当时我家住东京加贺町(现在的新宿区内)，据说附近的一位女医生曾经劝过父母：“还是放弃这个孩子吧。”

　　不久，我们举家迁返熊本县，我的症状更加恶化，濒临死亡。母亲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请一位性格乖僻却以医术闻名的中医为我治疗。

　　这位医生在我的腹部进行触诊，并向母亲询问我曾吃过什么。当母亲回答人工营养时，医生建议母亲停止食用人工营养，用“米粉”(以白米为原料制成的粉末)代替，并雇请乳母。由于贫困，父母无法雇请乳母。但万幸的是，一位生产后立即离婚的妇女住进了我家，成了我的乳母。

　　没过多久我便从瘦弱中恢复，奇迹般地好转并痊愈。直到很久以后，母亲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你能捡回这条命，真多亏了那位医生啊！”

　　从幼年时期开始，父亲便开始教育我：“你要和我一样成为一名医生。”从故乡熊本县的旧制高中毕业后，我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继续学业。上述经历使我于1931年(昭和六年)从医学部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儿科。

　　昭和初期，我刚刚成为一名医生时，由于治疗病人是儿科医生的主要工作，我便在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病房作为实习医生边临床边学习。那时候来看病的孩子所患的多是小儿结核、猩红热、麻疹、百日咳、婴儿吐泻症等生死攸关的疾病。当时，婴儿吐泻症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占八九成。在没有点滴的时代，即使在深夜仍然要每隔1～2小时进行一次静脉注射，才勉强能够挽救患儿的生命。

　　看到通过治疗使孩子远离死亡并恢复健康，我高兴得难以言表。并且，当时的母亲们由于营养匮乏，母乳的质量也不高，维生素B1的缺乏导致婴儿患上婴儿脚气的情况较多，甚至还有由于母亲使用的化妆品中所含的铅通过母乳被婴儿摄取，导致铅中毒的病例。因此，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母乳的营养价值，也不知道人工喂养是导致过敏体质的原因。

　　我喜爱吃乳制品，但食用后血压马上急速下降，并曾经两次陷入意识不清的休克状态。究其原因，才意识到自己婴儿时期身患重病的原因在于牛奶，这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战时，我曾经仅喝了半杯分配给我的牛奶便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体质与牛奶不合。从那以后，我不再食用牛奶和乳制品，结果睡眠也好了，精神也容易集中了，身体也慢慢恢复了。

　　以我的亲身经历，我清楚地认识到多数婴儿一出生便由牛奶喂养是危险的。我本着希望医院和产院能够早日摒弃恶习，明确母乳营养的想法，曾经直接面向母亲们进行了母乳喂养的指导，并在学会后作了演讲。

　　关于母乳营养的具体优越之处，我将在第四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明确提倡母乳营养的价值是我育儿理论的基础之一。如今，母乳的价值再度被世界认识，我的一贯主张也逐渐得到证明。这种倾向固然可喜，但现今的主导势力仍然是人工喂养。不仅在营养方面，在精神方面母乳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为了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我认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明确提倡母乳营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