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内容怎样阐明真理

　　柏拉图反感诗歌。事实上，他的表述更极端：应该把诗人、各类剧作家及男女演员统统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他认为究其本质而言，诗人所说的很多事都并非真实。更坏的是，他们还劝别人要对此信以为真。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骗子在理想的国度中游荡，还付钱给他们来创造假象？诗人甚至都算不上说谎高手，但是就算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真实，我们还是被诗人们用某种特别的方式欺骗了。

　　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对于有机体而言非常重要而且有益，这道理显而易见。了解世界让我们有办法在世上生存。那么，为何虚构的内容也同样重要？为何它要帮助人们说谎，而且是以一种根本骗不了任何人的方式说谎？为什么诗人就算没有被“理想国”中的统治者驱逐，也没有因进化的自然选择而消亡？对照孩子，我们会对这个进化问题有更生动的了解。孩子是世上最天马行空、最热情的虚幻内容创造者。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假象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从开篇至此，我一直都在讨论儿童关于物理和生物世界的因果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所带来的各种想象与可能性的反事实推测。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的因果知识反映在他们的假装游戏中，甚至小婴儿也会把球假装成苹果，把积木假装成小车，或者把铅笔假装成梳子，而且，他们能想出这些反事实所导致的结果(苹果可以吃，小车会跑，梳子可以梳头发)。了解某事件如何导致另一事件发生，让我们能够获悉什么事将会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在本章中，我将谈谈另一种因果知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想象。儿童同样会建构关于心理世界的示意图，用心理的理论取代关于事物的理论，用日常心理学取代物理知识。这类示意图在儿童生活中发挥了更加关键的作用。对于人类这种社会性动物而言，理解他人能做什么，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他人，这比认识和改造物理世界更重要。许多人类学家都认为，这种“马基雅弗利式的权谋智慧”①的发展是人类认知进化的发动机。人类个体是一种无法自己生存的可怜生物。我们的存活取决于我们让他人做自己希望之事的能力，结成同盟，组建联合，形成团队。就像弄清楚火的原理让我们能够烹制食物、吓退野兽一样，弄清楚欲望是怎么回事，让我们能够结交朋友或避开敌人。

　　你可能会期望这类心理学的因果图也反映在儿童的假装游戏中。事实上，有一类最显著的假装游戏恰好涉及创造反事实人物，即假想的同伴。创造出假想的同伴反映出一种特别具有人类特征的社会和情感智能。乍看之下，假想同伴这类怪异的现象似乎很难与那种认为儿童是主动尝试着理解世界的小小科学家的看法联系起来。但是，事实上，假想同伴这种游戏化的自由正是童年进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保护人类未成熟期所采取的策略。

　　孩子的假想同伴

　　我自己童年时的一个故事，可以算是高普尼克家的恐怖故事，就像恐怖心理小说《螺丝在拧紧》(Turn of the Screw)一样，那是一个关于“邓泽”的哥特式传说。按照我妈妈的说法，两岁时，我坚持说，有一个名叫邓泽的奇怪小人住在我的婴儿床里。刚开始时，他很友好而且很好玩，但是“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坏”，而我妈妈却只把这当做是含糊的吓人故事。

　　后来，我极其害怕邓泽，以至于根本不肯上床睡觉。所以，妈妈就决定让我和小一岁的弟弟换床睡。但是，当她抱着弟弟，准备把他放到我的婴儿床里时，弟弟突然尖叫着抱紧妈妈，并且惊恐地指着婴儿床上我曾看到邓泽的那个位置。

　　假想同伴是童年期普遍而神奇的现象，激发了许多心理学的猜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真正系统地对此进行研究。心理学家玛乔丽· 泰勒(Marjorie Taylor)②决定填补这种空白。(她受到自己女儿的启发，这个小姑娘花了大量的童年时光假装自己是一条叫做安布尔的小狗，之后又让自己成为好莱坞的一名女演员。)在她的著作中，我们见到了许多假想的同伴，例如，小疯和小狂，它们是两只粗声粗气但羽毛鲜亮的可爱小鸟，住在一个小女孩的窗外，它们的喋喋不休有时候让这个小女孩快乐，有时候又让她厌烦。再如，小奶油长着一条垂到地板上的金色长辫子，她不仅仅向创造她的3 岁男孩解释托儿所里会有哪些紧急状况，而且还帮这名男孩的妹妹顺利过渡到幼儿园。邓泽的故事，至少按照我妈妈所说的，意味着我和我弟弟都太有想象力了(或者可能是太疯狂了)。

　　但是，泰勒的研究向我们揭示，假想同伴普遍得令人惊讶。泰勒随机选取了一些三四岁孩子及其父母，问他们关于假想同伴的一系列详细问题。63% 的儿童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头脑中奇异的假想生物。泰勒在不同的场合重复了同样的问题，发现每个儿童所描述的假想同伴始终一致。此外，他们的描述也与父母的单独描述十分吻合。这表明，儿童确实在描述自己假想的朋友，而不是一时冲动地创造一个假想同伴来取悦实验者。

　　许多假想的同伴都很有诗意，例如，班特住在光线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菲塔会在沙滩上搜寻海葵。有时，假想的同伴是其他孩子，但有时则是小矮人或恐龙。偶尔，孩子自己也会变成假想的生物。写到这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花园，邻居家3岁的女孩和她妈妈站在一起，正握紧手掌，发出咆哮的声音，她的脖子上套了一个拴着皮带的呼啦圈，皮带的另一端握在她妈妈手里。这位母亲向另一个3岁孩子解释道：“别害怕，她是一只非常温顺的小老虎。”

　　让人郁闷的是，小男孩似乎总喜欢变成力量很大的超级生物，而小女孩则更喜欢创造出一些小动物来怜悯照顾。这两种模式在我的3个儿子身上都有所体现：银河人，大儿子那吓人的超级英雄密友；特曼森博士，二儿子那长着鸡蛋脑袋、有点好笑又有点阴险的疯狂科学家朋友；住在小儿子口袋里的又小又脆弱的双胞胎。

　　假想的同伴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很坏的，就像邓泽那样。他们甚至可能是难以接近的。我的弟弟，曾经被邓泽吓坏了，现在已经长大为人父，做了《纽约客》的作家。他3岁的女儿奥利维亚在曼哈顿长大，她也开始创造假想的同伴。奥利维亚假想的朋友是查理· 拉维奥利③，他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不能陪奥利维亚玩。奥利维亚很伤心地说，她有一次在咖啡店碰巧遇查理，但查理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所以她只能在假想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拉维奥利，我是奥利维亚，请给我回电话。”

　　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都会有假想的同伴，而且，令人意外的是，这似乎能抵抗成人的影响。有些信奉基督教的母亲们不许孩子假想同伴，因为她们认为这些可能是魔鬼。印度教的母亲们不许孩子假想同伴，因为这可能是前世的显现，将会带走现世的灵魂。许多美国家长虽然允许学前儿童假想同伴，但稍后就不许了，认为此种念头很古怪。

　　但无论如何，假想的同伴始终存在。至少有些孩子在公开表示放弃之后，仍偷偷地保留了假想的同伴很长时间。例如，墨西哥画家芙烈达· 卡萝在她的自画像中画上了童年时的假想同伴；摇滚歌星科特· 柯本自杀时把遗书留给了假想的同伴博达。(虽然无法否认，这些例子也许验证了家长们对假想同伴这种怪异行为的担忧。)就像邓泽的例子，假想的同伴有时也会在兄弟姐妹之间传承。但是到最后，他们通常都会从孩子们的大脑里消失，了无痕迹。例如，邓泽只存在于家庭传说中，我和弟弟根本就不记得了。

    本文由湛庐文化授权摘自《宝宝也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