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并非“以棺论定”──“遗体告别”可以休矣──生命同死亡相比竟如此卑贱──变祭祀为优生,变守孝为守孕,变奔丧为奔生,变守灵为守诞,变葬礼为诞礼──还“后事”为“后代之事”的真义
现在人要死了,但悲剧却仍在继续。
世界上很多地方、民族都有“盖棺论定”的评价人的习惯,人们也往往将葬礼看成是这个人的人生总结或人生浓缩,将其误为“以棺论定”了,因此在葬礼上不惜代价竟相攀比。我们经常可以从电视、报纸上看到一些国家的首脑或其他某类大人物去逝后壮观的葬礼场面,也不乏看到以羡慕的口吻撰写的“极尽丧荣”的报道。这种极坏的做法,让人类根深蒂固地坚持一个人的葬礼象征着他生前的地位、身份的强盗逻辑,因此大的有国葬,小的有村葬,总之追求轰轰烈烈气气派派极尽奢华,殊不知如此耗费生者精神与金钱的做法,同数千年前将活人殉葬一样同出一辙,甚至比之更加愚昧与残酷!
其实,一个人无论其生前作为有多重大,地位有多显赫,都无权在自己的葬礼上耗费如此之多的人力物力为自己陪葬,我们生者也可以以一种更文明更简洁的方式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继承他的遗志,而逝者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应该是他的意志品德,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矗立在人们心头的不朽的怀念!任何想以这种奢华来粉饰其人生的,最终只能是添加一处拙劣的败笔!
但是人类似乎却从来不这样去想,它总是不断地变着花样来继续这种死亡崇拜的把戏。远的不说,就拿近世风行的“遗体告别”来说吧,这与其说是对逝者的尊敬,不如说是对逝者的凌辱,有谁见过一位客人甚至陌生人跑到别人的卧室看人家睡觉呢?要是有人这样做了,主人一定会大声训斥而认为非礼,这本是极浅显的常识,可是我们却也象丧失思维的逝者那样居然让这种做法大行其道,让逝者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还要充当最后一次道具……,一个重视丧葬的时代必是一个未开化的时代,必是一个不懂得人生真义、宇宙真义的时代。更有甚者,印有遗容的照片在报纸、电视、书籍中广为传播,这除了增加恐怖外还有何意义呢?我真耽心有一天逝者死于某种疾病的病脏也会陈列出来,象战利品那样被到处炫耀……
与此相反,本应最应该注意最应该重视的“生”却一直搁置反锁在古老的磨坊里。心脏的止跳、血液的凝固、躯体的失温本是一种终结、一种完成、一种超脱;而思想的撞击,工作的热情,家庭的温暖,朋友的友谊便是一种希望,一种发现,一种欢欣,生是万物之始,是伟大,是壮烈的日出,是辉煌的江河奔流……
可是在这种愚顽的逻辑里,“生”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死”的抵抗:人类何曾有过同它意义相当的诞礼呢?人类何曾想过用葬礼的几十分之一、几百分之一的精力去组织一场诞礼呢?一个母亲为了一个孩子整整要怀胎十月,其间要经历多少艰难痛苦,这是两颗心在一起跳动呀!可是人类又把多少精力投射到这个比死亡意义远为深远、重大的问题上呢?
就在距现在不远的上个世纪,死亡仍在同诞生争夺优势:没有儿科专家,没有儿童医院,虽然家庭里孩子生得很多,但却活下来很少,几乎每个母亲都经历过丧子之痛,甚至经历过数次丧子之痛。有的地方儿童的死亡率竟达70%,“只见娘生子,不见子叫娘”,人们对这早已习以为常,相反却认为婴儿不是人,却认为孩子不是人,生产竟同死亡同义。即使是现在,人类还没有设立专门为迎接孩子到来的诞院,所有的产妇都要到医院去,生产仍然同生病同义,而生下的孩子仍可以象一堆破烂那样将他丢弃……
生命同死亡相比竟如此卑贱!
葬礼是一时的追悼,而坟墓则是永久的纪念。同葬礼的奢华相承接的便是坟墓的宏大。在古代埃及一个法老的死亡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金字塔;在古代中国,每一个皇帝甚至登基不久便为自己兴建陵墓,秦始皇的兵马俑让世人叹为观止,可是为了修这座秦陵,秦始皇征集了70多万民工,前后用了30多年时间!
为了陪葬,人类的权势者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人类的智慧与想象力也达到了辉煌的可悲的顶点,凡是最宝贵的东西都埋进了坟墓,甚至为了一个死者竟然要用数十甚至数百个旺盛的人的生命为之殉葬,直到今天,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许多“伟大”的建筑竟是这种陵墓,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到的“灿烂”的文化竟是这种“死亡的文化”……
这还不算,更有人异想天开地要把生与死联在一起,要把死后的风光在生前也能占尽,于是有了替活人盖祠堂的生祠。“大概是从那一个时代父母官‘自动’请老百姓替他立长生禄位而扩大之的。单有牌位不过瘾,进一步而有画像,后来连画像也不够瘾了,进而为塑像。有了画像塑像自然得有宫殿,金碧辉煌,初一十五文武官员一齐来朝拜,文东武西,环佩铿锵,口中念念有词,好不风光,好不威武。”(吴晗)而立生祠最多的就是大奸宦魏忠贤!
一具尸体竟要让如此多的活人背上如此沉重的负担,去为其“殉葬”、“陪斩”。人类似乎从一开始,就仿佛进行着一场葬礼的比赛,他们同最残暴最恶毒最原始的动物一样,进行着同类的自相残杀,战争、灾荒、瘟疫让人类进行一次比一次大的葬礼,然后为了更大的葬礼,又匆忙繁殖出一批受害者。人类从来无暇顾及这批诞生者,而只把眼光专注于前面那些倒下的人群……
一个大人物去逝,一个国家甚至都要放假吊唁;一个小人物去世,一个单位也要放假专门处理。可是即使是一个天才诞生,他的父亲却仍必须坚持那最无关紧要的工作而不能请假,他的母亲甚至连最短的产假也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有一位伟人将他的国葬变成国诞,变成产母休息一天的义举呢?
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很多父亲在孩子孕育、分娩时,为了躲避骤然增多的事务,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享乐,却声言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离开远去出差、开会……,可是当他老了,当他临死的时候,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却绝不容忍孩子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而离他去出差、开会。他不仅要让孩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果孩子不在身边,还要为他奔丧,为他守灵,还要为他守三年的长孝,还要年年祭祀……,难道生就如此不如死,难道生就如此为了死!
所以,我们的母亲象猪狗那样生产,所以,我们的父亲袖着手作壁上观。我们的父亲不会想到应该在孩子出生时守护在小生命旁,不会想到应该守护在孩子的母亲旁,我们的父亲更没有意识应该千里迢迢去迎接孩子的诞生,因此,我们的社会也就更没有意识到为了这个美好的生命应该举全社会之力而为之努力!
同死亡相比,我们的诞生是如此平凡、平常、平淡,同它应具有的意义相比,我们的诞礼是如此的草率渺小。如果人类能用对待死亡的态度来对待出生,用对待葬礼的态度对待诞礼,那么人类的今天决不会如此愚昧;如果人类能变祭祀为做优生的准备,变守孝为守孕的行动,变奔丧为奔生的重视,变守灵为守诞的迫切,变葬礼为诞礼的祝福,我们人类的面貌一定会焕然一新!可以设想,如果一个普通农民将葬金用于孩子的读书;如果一个普通市民将葬金用于为孩子聘请一位兼职老师;如果一位国家首脑将用于他国葬的葬金用来研究诞生、教育优秀的孩子上,那么我们的人类将减少多少罪恶、消除多少愚昧、增加多少福祉!
其实,每一个人到临终的最后关头都已不关心自己,都已正视这一不可更改的宇宙规律,而去关心自己的后代──这是死者真正的“后事”──后代之事!人之将死,其言也衷,那些临终者无不强调叮嘱孩子,因为这时他终于明白孩子是他的生命的继续,希望的继续,可惜的是他醒悟得太晚了,这时他已无力左右生者对他思想的理解了,紧张慌乱中的生者此时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死者遗言的重要了,这样“后事”便由“后代之事”变成了死者的“死后之事”,这对死者生者来说是比死亡本身更为残酷的一种误解与悲哀!
人类的历史便是这样一步一步似蜗牛般爬行过来的,回首望去,至今还留下那一条弯弯曲曲的涎线,直到今天尽管人类的宇宙飞船已经飞出太阳系,人类的潜艇已经潜及最深的洋底,但是人类本身还没有学会走路,而今天我们正在做的便是让人类走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