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是什么──母子感通的建立远比目前已知的时间早──母子感通同母亲倾注感情强烈程度成正比──刘海粟替傅雷做的一件好事──胡适何以能同江冬秀白头偕老──鲁迅为何说发妻朱安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假子真孙──屠格涅夫一生最幸福的时刻──贝多芬：我的灵魂为你所有──“啮指心痛”的新诠释──蒋介石的一个噩梦。

　　瑞士小儿科医生舒蒂尔曼曾专题研究新生儿的睡眠类型，他将妊妇分为早起和晚睡两

种类型，然后分别对她们所生的孩子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早起型母亲所生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有早起的习惯；而晚睡型母亲所生的孩子一生下来则有晚睡的习惯。这件事情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并不认为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对于母亲和婴儿来临说却极为重要，因为这种感通，让母亲和婴儿之间能够协调一致。

　　动物之间也存在这种感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科研人员曾以鸡为对象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母鸡孵出的雏鸡对于“母亲”的召唤做出的反应，远比人工孵化的雏鸡反应强烈，而且前者对新的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

　　关于这种感通，科学实验和我们 平常人的经验都能感觉它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新生儿能够对母亲的偎抱、爱抚、表情以及其它作法做出反应，是因为新生儿在出生前就和母亲有过长期“交往”的缘故。尽管目前医学界认为这种母子感通大约是在出生前3 个月就已形成，在母亲精神状态交流频繁的时期，即出生后数日内，特别是出生后的数小时内最终建立。但是，我认为它的建立要比目前已知的时间早得多，起码可以推至受孕后不久的妊娠反应，而且这种感通能否建立得比较完美，事实上同母亲一以贯之的人生观、生育观紧密相连。

　　在非洲农村，由于没有受到太多现代文明的冲刷，母亲同婴儿的感通一直保留得很好。母亲象背口袋那样将婴儿背在身上或把孩子挟在腋下，很少见到母亲的衣服被婴儿弄脏，因为母亲能预先察觉婴儿的大小便。据说非洲的母亲如果在分娩一周后还被婴儿弄脏衣服的话，那将被周围的人耻笑为不合格的母亲。

　　现代医学已经发现，胎内的母子感通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在感通上母亲处于主动地位，只有母亲爱抚胎儿、理解胎儿，才能不使胎儿产生精神上的障碍。那些母亲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母子之间便不可能建立感通，而即使是健康正常的女性，如果在孕期遭受重大打击的话，这种感通也常难以建立，因为对于母亲来说，由于完全沉缅于自我之中，从而不能把感情传递给孩子；而对于胎儿来说，则失去了寻找感通的对象。因此胎儿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母体所分泌出的激素，而是母亲对胎儿的消极态度。

　　因此，这种母子感通是同母亲感情的强烈程度成正比的。对于多生子女家庭，母亲的感情常平均分配，因此孩子对母亲的感通也大致相同，由于母亲常不自觉地对长子或幼子倾注了较多的感情，这样长子或幼子便较容易形成较强烈的母子感通，这就是为什么长子或幼子取得成就的比例较大的原因。在寡母现象中孩子之所以常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其原因正在于形成了这种无可比拟的感通。

　　傅雷3 岁多的时候，父亲就冤死在狱 中，接着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夭折。一年之中，六口之家竟连失四人，平日其乐融融的一家最后只凄惨地剩下寡母孤儿。面对如此巨大的不幸，坚强的母亲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于是她的所有的心血和希望都浇注在傅雷身上。在塾师授课时，母亲常常陪坐在一边，到了晚上便督促孩子背诵，不许有丝毫的懈怠。一次傅雷夜里学习分神，母亲便在铜板的方孔中塞上蜡烛头，点燃之后，将它贴到傅雷的肚脐眼上，一滴一滴的蜡烛油流淌到身上，傅雷被烫得一个劲地直喊“救命”。还有一次，傅雷因为偷吃了祭奠父亲的供品，母亲知道后恨铁不成钢，拿起绳子想一死了之，幸被别人劝住。傅母常对人说：“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倘若不能把他管教好，将来成为废物，那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正是这样的倾注全心，傅雷终于明白母亲的苦心。在巴黎同法国女子的热恋中，他曾一时冲动写信给母亲要求解除在家同表妹朱梅馥定的婚约，可写后不久便后悔莫及，接着便想自杀，“我之所以想自杀，只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还活得成么？”他想自杀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表妹的寻死，而是因为老人家活不成了！所以，最后当刘海粟告诉他没有将这封信发出时，傅雷当即千恩万谢，从此同朱香馥相伴终生！

　　人们在研究胡适时，也同样为他同江冬秀的婚姻深感不解。其实胡适同傅雷相似，都是由寡母含辛茹苦培养成人的。小时候胡适在外面闯了祸，回到家里总要被母亲狠狠教训一顿，在教训时母亲回忆起已经作古的丈夫，想及平时自己一个寡母所受的冤枉气，再加上望子成龙心切，恨铁不成钢，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因而总是自己一边哭泣，一边责打。胡适挨打时哭，挨打完看见母亲还在流泪不止，又伴着她哭。胡适说他的眼睛就是童年时哭坏的，所以后来一到美国留学就配上了眼镜。仅此一点可以想见胡适母子之间感情之深了。

　　在这样的母子感通里，母亲的任何意愿都是孩子自己义无反顾的最高指示，都是孩子自己自觉遵守绝对服从的不可怀疑的圣旨。怎么可能和可以让老母亲伤心呢？也许江冬秀与胡适毫无共同语言。但这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是老母最为得意的安排，是老母一辈子最大的安慰，这时怎么可以去拂逆老母的一片真望呢？

　　因此，胡适在家书中说：“…儿对于儿女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有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

　　而他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却这样说：“侄尝为叔信，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罔极之恩，固不待言，而只有母心，尤非他人泛泛者比，侄焉忍上违言吾母之命，而作此忍心之事。”“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这时不要说母亲为他娶配了江冬秀，就是给他配一个《红色娘子军》里的木头人，胡适也不会反抗。因为这是母亲为自己留下的传家宝，传家宝有时并不珍贵，但它因为饱含了几代人的感情让它宝贵无比！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胡适的同代人鲁迅身上看到。鲁迅兄弟三人，13岁时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不管怎样，鲁迅同母亲的感情是不能与胡适相比的，可就是这样，这位一生倡导硬骨头精神的革命斗士，却被母亲从日本谎骗回家，并应母亲之命与未曾谋面的女子朱安结婚。回东京后，好友许寿裳问他感觉如何，他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只与朱安保持着发妻的名分。鲁迅尚且如此，让寡母抚养长大的胡适对这份母亲送的礼物该如何供奉就可想而知了！

　　只要我们愿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老舍也是他们的一位同命者，他曾说：“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花瓶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他曾这样回忆到：“(1921年老舍23岁)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作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太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瘩。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很重的病。”

　　这种母子感通极为宝贵，它是维系孩子与这个世界联系的一条精神脐带，如果一个人没有建立起这根脐带，那么他便象孤儿似的游荡悬浮这个世界上，直到最后孤独地抛尸而去。但是，这种心灵间的感应并非为母子间所独有，事实上在亲密的家庭里，祖孙间的感通同样很普遍。

　　一位外祖母曾这样描写她同外孙女的感通建立，她的女儿在外地工作，托外祖母照料一段时间：“外孙女睁着圆圆的眼睛注视着我，我感到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情。外孙女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总之，我和外孙女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感通’，这是无法简单地用言语来表达的。我觉得今后不论过多长时间，这种‘感通’都不会消失。外孙女尽管不会说话，但她的眼睛告诉我，她感到我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感通’。在这个孩子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女儿还在吃奶的时候，我和她之间也出现过这样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直到今天还在保持着。每当女儿下班回来见到我时，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这让我想起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的“假子真孙”说法。

　　中国传统极重视后代的绵延，因此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以现代医学观点看，少数男女不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不育的比例据称还在5%以上──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么为何中国社会在“无后”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闹得人心惶惶呢？

　　原来有“过继”这一措施弥补，也就是从亲戚处甚至从育婴堂里领养一个不知姓氏的孤儿来做“儿子”，这样的“儿子”在历史上有不少专门称呼，如养子、外子、假子、义子、螟蛉子等。这种做法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来简直是一种“自欺欺人”，就是当事人自身也很清楚这种游戏的实质，那就是“假子”、“外子”、“养子”、“义子”而非“真子”。但是一旦“假子”生了男孩，这个孙子就不是假的，而是真的孙儿了，也就是那“假”只存在于那一代，下一代便是“真”的了！

　　为什么儿子是假的，假的儿子再生出儿子便是真的了呢？原来过继来的儿子多年纪稍大，培养不出对养父母很深的感情。远远达不到感通的高度，也就是和自己亲不起来。但假子养出的孙子不一样，由于从小就在身边长大，极易同自己亲密无间，祖孙感情上不存在任何隔阂，因此自然是“真”的了！

　　当我们回过头来整理、分析我们先祖们的这些做法，不得不佩服他们从生活中累积起来的这些智慧，不得不佩服他们这种弄“假”成“真”的高超本领，不得不赞叹他们这种合理现实主义的处世思想！

　　这种感通在青年男女恋爱时最为动人，没有建立感通的婚姻如同没有建立感通的母子一样不幸，而建立了这种感通的男女一定会终生不渝生死相依。

　　屠格涅夫在托尔斯泰家做客时，曾被一群年轻人围住让他讲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于是他给他们讲了他的一个爱情故事。在这次爱情开始，他是不幸的，为嫉妒和怀疑所痛苦。可是有一次，当他把目光投向心上人的时候，正好对方的目光也向他投来。那一道目光中含着多少爱呵！这使他感觉到他的痛苦已经到了尽头，以致后来在他一生中只要回忆起那一道目光，就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只要想一想在恋爱时我们为这种没有爱的感通的苦恼忧伤绝望，只要想一想我们在目光接通时的幸福、美丽与纯洁，我们 就不应该吝啬给自己孩子的这一份特权！

　　除了母子、家人、恋人容易形成这种心灵感通外，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因为某一件事情而一见如故成为刎颈之交，舒伯特与贝多芬的感通便是最好的一例。

　　舒伯特比贝多芬小27岁，贝多芬长于大的“交响乐”和“奏鸣曲”，成功在器乐上；舒伯特则是短小的歌曲之王，成功在声乐上。尽管舒伯特早已仰慕贝多芬的大名，但生性孤傲的舒伯特从不愿意前去拜访，只是在出版商的坚请下才登了一次贝氏之门，不巧的是贝多芬不在家，于是舒伯特便把作品留在桌上怅然而归。过了很久，一次偶然的机会，躺在病床上的贝多芬看到了舒伯特的作品，惊叫道“这里有神圣的闪光，是谁作的？”当舒伯特怀着崇敬的心情赶到贝多芬床前时，贝多芬已病入膏盲，他吃力地握着舒伯特的手相见恨晚地说：“我的灵魂为你所有！”贝多芬的去世让舒伯特极为痛苦，一年以后，年仅31岁的舒伯特追随贝多芬的灵魂而去，临死之前他唯一的希望是“请把我葬在贝多芬的身边”。弥留之际，他口里还在不停地叫道：“贝多芬没有在这里……”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似乎还有，如钟子期与伯牙、鲍叔牙与管仲、刘备与关羽、张飞、李比希与味勒、本生与基尔霍夫、马克思与恩克格斯等等。但是这种感通极为难得，正是如此，历史才一直将其作为佳话流传下来。我们可想见这些相互感通的历史人物的人生该是何等令人羡慕，如果我们不去让孩子同我们感通，而是将他们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这种生命的乳头，那么多半他们还没有找到之前便已悲惨地死去，所以，对于我们母亲来说，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我们就应该以期待的好心情来接受上苍赐给我们的小精灵，而当他们到来时，我们便用整个心灵与身体拥护这位天使，用手臂圈一个雀巢，让孩子安享一个人生之梦！

　　感通的最高表现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心灵感应了。这里所说的心灵感应绝非是一些人所宣扬的那种伪科学的通灵术，而是指两颗心灵之间的高度默契。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最早可能要算《二十四孝》里的“啮指心痛”了，说孔子的学生曾参事母至孝，曾采薪山中，家有客至，其母等了很久他还没有回来，于是咬了自己的手指，这时曾参忽然感到心痛，知道家里有事，于是负薪以归，原来是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现代人不会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在过去看到这则故事时，还曾感叹过先人们的蒙昧。但后来接触这方面的材料多了，如日本大坂大学教授池步洲在回忆母亲的文章里就说：“在我暌违膝下的18年里，每次家书，母亲必先期两耳发热，丝毫无爽”等等，便感到这种心灵感应也许有它的道理存在。

　　举一例来说。1921年5 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5 月10日，蒋介石从家乡赶往广州，20日到达，但据说24日晚他做了一个恶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惊觉过来一身冷汗，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让他想到这定是老母不久于世的凶兆，于是马上返回上海，转归溪口，不过十几天其母便溘然而去……

　　我以为有否此梦并不值得仔细考证，但这种感应在此时倒并不难解释。因为蒋母在此之前已病重卧床很长时间，而且蒋母自己也知不久于人世，并对自己的后事都作了交待，蒋介石一直侍奉在家，心里应该清楚母亲大概还有多少时日。其实曾给过老人以临终关怀的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尤其是现在医学发达，一些绝症一经诊断，便能告知尚有多少时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感应不应该划入唯心论的观点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