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记者暗访调查代孕产业链，发现不少中介公司从事“黑代孕”生意，甚至打出广告“包成功，包生男孩100万。”丰厚的利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代孕者(年轻女性)和代孕中介加入。“我们找的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这个年龄卵子是最好。”代孕中介负责人很自信地说，卵子好价格也就低不了，购买这样女孩的卵子需要三万元到十万元不等。之所以价格区间这么大，代孕中介负责人略带神秘地说，“捐卵女孩都是大学生，开始主要是通过网络(个人资料)初期的海选，看好了再约时间见。”(1月10日央视)

　　代孕古已有之，时称“典妻”，“典”取典当之意。据《汉书·贾捐之传》云：“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把妻子作为抵押品进行“借腹生子”的买卖，“典妻”期限一般为3至5年，价格以妇女的年龄大小、相貌身材、租借时间等综合而定。其实，按照市场规律，但凡存在利益供需，纵使具有法律束缚，均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应验了《资本论》那句名言：“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犹记得，2010年有媒体报道，广州某富商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共产下八胞胎，曾掀起一轮代孕热议。近年来，中国富商海外代孕的新闻，也屡见报端。“黑代孕”的火爆，说明了代孕市场背后所凸显出的种种问题，客观地说，代孕是一把双刃剑，“一刀切”式的禁止或放开，都存在难以预见的后果。

　　倘若完全放开代孕，则会出现法律上的父母与遗传学上的父母分离，这一变化将对法律、伦理、道德构成严重挑战。倘若完全禁止，则会出现两种情形：有禁必止、禁而不止。对人类来说，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既是遗传需要，也是心理需求。病理统计表明，约有10%的夫妻因不同原因患上不孕症。说到此，对于急切需要孩子，但又望尘莫及的夫妻来说，面临技术与法律两难，部分夫妻夹杂着复杂的情感，最终选择“黑代孕”。

　　时至今日，我国法律对于这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2001年8月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只能在医疗机构中进行，并且以医疗为目的，且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该办法，有买卖配子、胚胎的，实施代孕技术行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是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也只能从事试管婴儿培育，人工代孕是违法的。不过，现行法律并没有针对“代孕中介”、“代孕猎头”、“代孕者”、“代孕网站”等行为作出具体的限制性规定。也就是说，在代孕领域依旧存在法律盲区，既有漏洞，“钻空子”的普遍现象便在情理中矣。

　　归根结底，代孕的是是非非，终究归于技术与伦理，法律与道德之上。当两相抵触，取最大公约数，规避其风险，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自古以来，生育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技术无非是实现某些不能生育夫妻的手段之一。要知道，辅助生殖技术，譬如试管婴儿技术，早已有之。从最初面临伦理冲突到渐渐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然，代孕也一样，如何将其嵌入到法律的框架内，这才是当下面对鱼龙混杂的代孕市场，亟需解决的问题。(韦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