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高达86.5%的二孩家庭将“没人带”列作要二孩的最大困难。广东21日举行首个“二孩家庭日”，呼吁保障女性就业权，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创造适宜“二孩”成长的社会条件。同时，主办方还倡议每年的“2·22”成为中国内地的“二孩日”。（2月22日中国新闻网）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以后，围绕二孩，媒体经常出现老大“以死抗争”、成立“反二孩联盟”、离家出走“逼妈妈人流”等新闻。尽管这类新闻在全国范围是极端个例，但却反映了老大在家庭中的受宠地位出现了危机，也反映了成人在生还是不生二孩问题上的纠结与焦虑。倡议每年的“2·22”成为中国内地的“二孩日”，是孩子诉求和成人焦虑的另类呈现，可以引起各方关注，进而面对具体问题，提出应对方案，解决现实问题。

　　因二孩出现的老大危机和成人焦虑，是极具个性而又无解决先例的家庭问题，也是社会矛盾通过家庭向外扩散放大亟待共同面对的问题。政策的因素，源于时代需求和社会变化，而将政策因素施加到家庭成员头上，形成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系。历史因素与政策变化，家庭与社会的关联，现实生存状态与未来生活幸福的碰撞，意味着化解二孩焦虑，不能由家庭成员“一肩挑”。基于此，设立“二孩日”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孩问题，有家庭经济能否承受的压力因素。生得下能不能养得起，或者生下二孩后谁来带，放下工作带孩子引起的家庭经济变化，与家庭现状有关，也与社会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有关。

　　对家庭因二孩出现的经济压力，应考虑出台相应政策，政府和用人单位应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在教育、培养、满足孩子生活等方面予以优惠或鼓励。比如，不让生育二孩的母亲因生育失业，增加对托幼、儿科等领域的公共投入，避免昂贵的幼托费用吓着家庭成员，缓解“二孩”家庭的压力等。

　　二孩问题，也有二孩之间如何平等生存，甚至还有二孩今后的财产利益纠缠等。对此，政府应鼓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加大这方面的调查研究，针对不同案例提出不同方案，供家庭教育处理时选择；学校应积极地引导、教育孩子，对老大与老二和谐相处、游戏生活提出合理方案；媒体和社会各界应多一些正面宣传，少出一些负面的“馊点子”，使孩子在一个健康向上的环境下成长。

　　设立“二孩日”，并不能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只是面对和解决二孩问题的开始。二孩焦虑也许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那么复杂，即使如此，也应该未雨绸缪，从长计议。让国家二孩政策成为家庭生育二孩的欲望，引导和鼓励家庭为生育二孩“立项”，才是“二孩日”最希望得到的收获。■卞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