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早熟”困扰的孩子
儿童性成熟提前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过程中儿童生长发育难以避免的长期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每10年女孩初潮大约提前1年。这是营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结果。要想回答食物中的成分与性早熟的关系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
本刊记者/王家敏 崔晓火(发自北京、上海、无锡)
每逢周五下午,位于上海闵行区的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二号门诊楼的高级专家门诊都热闹非凡。
8月13日,候诊区的十排长椅上坐满了家长,婴儿的啼哭和儿童的呼叫不绝于耳。这种场面常年如此。
“这里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来看蔡德培的。”家长们说。
蔡德培教授是这家医院的高级专家。几十年来,他主要从事儿科内分泌疾病及青春期医学的临床及科研工作,对中药治疗儿童性早熟及青春期延迟,以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引致儿童性发育异常的机理屡有建树。
这一天,蔡德培从下午两点直到晚上10点忙个不停,不间断地接诊了93个病例,其中不乏每三个月就来复查一次的“老病人”。
45岁的罗玉强在7月12日就给他9岁的“性早熟”女儿罗家欣预订了蔡教授的门诊。预订时他得知,最早的复查日期是8月13日——女儿看病要等一个月。
“这里不仅是上海的孩子,外地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罗玉强说。
单是这一天下午,就有包括江苏南京、常州,浙江温州、温岭、舟山和江西南昌的儿童在家长陪同下看蔡德培的“中西医性早熟特色专科门诊”。
同样热闹的情景,也出现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门口。这里也有专看儿童性发育异常的专家门诊。
“大环境是这样,好像每个孩子都或多或少受点影响。”11岁女孩王静宜的母亲说。她和女儿对儿科医院候诊室的漫长等待已经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已经为“发育”的问题求医两年。这一次,就连王静宜的父亲王康也跟随母女俩一同从南昌飞来上海复诊。
这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对外人的提问有选择地回避,她在把提问留给父母回答的同时,自己把头埋进了上海世博会的游览手册。
据王的父母说,他们在王静宜8岁时觉察到腼腆的女儿一直苦恼于自己胸部的忽然变大。女儿还告诉他们,她的胸部不仅比同年级的女生略大,而且平时生活里触碰到胸部时,会产生不适,甚至疼痛。
王的父母意识到女儿已经出现性发育提早的情况。
“她还有个同学,曾经因为(性早熟)这个问题,甚至会排出一些分泌物,情况比较严重,一直打针治疗,因此我们觉得她很可能也是性早熟造成身体发育超前。”王康表示。
这位父亲所提到的注射药剂,即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一直是治疗真性性早熟的主要西药。然而对于2000元左右每针的花费,许多有财力的家庭也望而却步。
现在多数被诊为性早熟儿童服用的是甲地孕酮,有些则配合滋阴泻火中药,用于改善他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及生殖器官的发育。这种药物还可以减慢骨骼生长,延缓骨骼成熟。
激素:无法确定的“疑凶”
“现在除了在请客吃饭时可能吃点鸡肉,我们自己家烧饭绝对不吃鸡肉了。”罗玉强表示。他微胖的女儿则在一旁大口喝纯净水。“以前她什么肉都爱吃,特别是洋快餐的鸡肉,还有红烧肉上的皮,现在怕有激素,全都戒了。”
罗玉强把女儿的性早熟和鸡肉联系起来,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其中的道理。
实际上,要想回答食物中的成分与性早熟的关系问题,需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迄今为止,现有的研究还没有为肉、奶产品中激素的残留对健康的危害提供确实的证据,但要做出外源激素和人体健康无关的结论,同样需要大规模的对照研究。
美国康奈尔大学2000年在《乳腺癌和纽约州环境危险因素》报告中提出,身高、体重、饮食、锻炼和家族史这些因素都可以影响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有些报道怀疑性早熟和食物中的激素有关系。但是,至今没有进行过有关发育期女孩性早熟与食物中的激素有关的大规模研究。
据王康回忆,婴儿时的王静宜只喝了半年母乳,后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改喝进口奶粉。王康说,女儿治病的两年来,他一直怀疑是不是母乳不足而导致多喝了“问题奶粉”导致性早熟。
当下正在发生的圣元奶粉被怀疑导致婴儿性早熟的话题,自然让王康十分关注。
国外也曾有过对性早熟病例的原因进行调查的案例。
1980年代初期,出于对波多黎各(美属)出现性早熟女孩增多现象的担心,美国CDC曾经专门组织过调查。他们对来自波多黎各的禽类和肉类样本中类固醇激素的残留进行了检测。其中有一个实验室发现来自当地市场的鸡肉样本中雌激素的水平高于正常,并且在有些性早熟女孩的血液中检测到玉米赤霉醇(一种合成激素)。可是这些检查结果后来并未能被其他实验室所验证。在美国CDC调查之后,1985年美国农业部又从波多黎各抽取150~200份牛肉、禽肉和牛奶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样本中没发现有残余的己烯雌酚、玉米赤霉醇等其他雌激素。
都是肥胖惹的祸
“应该承认,性早熟是一种病。”王静宜的父亲说。“但我一直对医生的诊断半信半疑。如今,我家孩子吃洋快餐,你家孩子也吃洋快餐,我家孩子喝奶粉,你家也一样,所有孩子都一样的饮食。性早熟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对孩子有什么影响,这个事情真不好说。”这位父亲一直为自己孩子的病因而感到困惑。
儿科学认为,性早熟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一般认为是遗传因素与生活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除去病理性原因,如体内有分泌激素的肿瘤以外,饮食结构不合理、营养搭配失衡都可能提早启动第二性征的发育。
在蔡德培的门诊中,还有一些孩子因肥胖问题来“顺便”看性早熟门诊。来自浙江温州的10岁男孩张林已有百余斤。他的父亲张宇强说,看着贪吃的儿子身体渐渐浑圆起来,不免担心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发育障碍。
实际上,体重的确是性发育关系最大的因素。一位儿科内分泌专业的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和无锡地区的儿童内分泌门诊量近十年来持续增加。其中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富营养问题造成的肥胖,二是儿童发育提前造成的性早熟问题增多。”
性早熟和肥胖是两个不能分开的问题。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儿科营养联盟主席丁宗一对此分析说,“洋快餐之类的垃圾食品可能造成性早熟,未必是因为其中添加了激素,而是因为它有增肥的作用,而肥胖是造成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丁宗一提供的数据是,儿童不论年龄多大,只要体重达到35到45公斤,就达到“性成熟启动的阈值”。
“环境激素”的干扰
近年来,国内医学界开始注意到环境内分泌干扰因素的存在和不良影响。学界将这类起恶性干扰作用的物质称为“环境激素”。
环境激素由人类的各类生产、生活环节制造,并流入生态系统中,以外源性干扰物的形式,导致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物生殖功能下降、生殖器肿瘤、免疫力降低,以及各种生理异常,如儿童性发育异常。
2008年,蔡德培教授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引致儿童性发育异常的机理及其中药治疗研究》。
这项在国内的环境激素研究方面起基础性作用的工作,首次对正常儿童及性早熟患儿血清中多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含量进行了监测,并与患儿生殖器官病变程度进行类比。
经过对较大样本的性早熟女孩和正常女孩的对比,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儿童已较普遍地受到环境激素的污染,并且性早熟患儿受环境激素污染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在已经被确认为约1000种环境激素的物质中,由工业洗涤剂、农药产业等向环境排放的物质居多,且化学农药物质就达44种。环境激素在城市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的研究证实,在从被环境激素污染的水域中捕捞出来的鱼、虾、蟹、河蚌、泥螺等水产中,作为环境激素之一的邻苯二甲酸盐的含量,比水中有明显增高,是水中的10〜9000倍。
性成熟提前是长期趋势
事实上,自1960年代开始,世界上就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儿童体格发育和青春发育年龄提前的趋势。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杜敏联教授研究发现,中国女孩的初潮年龄呈同样的年代提前趋势,以及地区和城乡差异,这些趋势和差异与经济发展状态有一致性。
从1959〜2000年40年间,中国女孩初潮年龄从14.38岁提前至12.33岁。上海1950年代为15.9岁,1990年代提前至12.75岁;北京1960年代为14.5岁,1990年代提前至12.6 岁,而广州1990年代为13岁,2006年已提前至11岁。
按照严格的医学定义,性早熟的认定标准为,女孩在8岁前出现明显的第二性征和/或9岁前出现月经初潮,男孩在9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和/或一侧睾丸容积≥4ml,就被认为是性早熟。
丁宗一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孩子实际达不到性早熟的诊断标准,严格地描述应为“性成熟提前”。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透露,卫生部委托北京、湖南、上海、广东等地区的权威儿童医院统计,近年临床就诊的儿童性早熟病例数“未见异常升高趋势”。邓海华又说,“有关全国性早熟发病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计数据。”
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综合部分地区的数据表明,性早熟发病率近年来有所上升。据2009年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对数千例儿童进行调查的数据显示,该地区儿童性早熟发病率已由10年前的0.5%上升至1.3%。
2005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与复旦大学儿科医院联合进行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年来性早熟的发生率显著增高, 已成为最常见的小儿内分泌疾病之一。上海地区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约为100/万。”
“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阶段,每10年女孩初潮大约提前1年。这是营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结果。”
丁宗一得出的结论是,“性成熟提前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儿童生长发育难以避免的长期趋势”。 (为保护个人隐私、本组报道中患者及亲属姓名均为化名) (实习生崔乐、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武汉、北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