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版“彭宇”父母的困境
张晓刚作品《血缘——大家庭1号》。“你看咱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哪个孩子不是听着童话长大的？小孩子要睡觉了，你给他讲故事，讲美好的童话，可是长大了呢？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童话。”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实习生 闫小青 北京报道
2011年5月13日，上午，李航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1803元钱的二审诉讼费退到了他手上。
这并非他料想中的结局。
按照李航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判断，这原本是自己小学时代作文中经常出现的故事：上学路上，“小明”看到一个老奶奶摔倒了，上前搀扶，老奶奶夸他是个好孩子，路人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
李航有幸成为现实版“小明”的父亲，不幸的是故事结局不再美好：2009年9月16日，北京的一个早晨，儿子李阳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可是，没有感谢，有的是对方到法院起诉李阳，要求赔偿。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李航赔偿对方七万五千多，最终调解赔偿五万。
这样的结局，像极了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尽管妻子徐丽一度并不知道何谓“彭宇案”。
期许的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面对儿子愤怒的质问，李航和妻子无法回答儿子。他们不能，或者暂时不想向儿子说明——这个世界的真实之处不全是充满爱。
他们自己也陷入迷茫：我们接受的是正规而又传统的教育，我们也这样教育儿子，却是这般结局，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现在，他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社会妥协，徐丽求助于佛教，李航颠覆既往的教育理念，认为以后碰到类似的事情应该作壁上观。过去的一年零八月，李航和徐丽的教育观念堪称进行了一场“成人礼”。
为人母亲的徐丽甚至自嘲：“我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可是想想自己是不是特别幼稚？”问题是，到底是他们“幼稚”，还是这个社会没有真正的“成熟”？
翻版“彭宇案”
2009年9月30日，徐丽出差回到北京。直到回京二十多天后，她才小心翼翼地问儿子，李阳，我只问你一遍，当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李阳向她说了那段时间在家里说得最长的一段话：自行车道上，我在左边，老太太在右边，一个小伙子骑得特别猛，“噌”一下子，就从中间穿过去了，另一个小伙子直接开骂了，找死呢，我继续骑，然后就听到身后咣当一声，回头一看，老太太倒地上了，没有人停车管她，我就下车了。
“就这么个事儿。”儿子说。
“就这么个事儿？”徐丽问。
“你们想怎么着吧，我就是救了一个人！我做错了什么？”
李阳开始变得敏感而又暴躁。放学回家，他几乎不说话，这个家庭的谈话中不能有一点点拐到助人为乐，甚至类似于“好人好事”这样的字眼也严禁出现。他们一家人甚至不能看法制节目，不能听到“交通事故”四个字。
在一篇作文中，李阳写道：每次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都有很多人逆行，而逆行是违反规则的，自己是顺行的，自己正确的，自己被教育要遵守规则，可是现实向他证明了遵守规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徐丽决意要还儿子一个清白。她跑到天涯论坛上发帖，寻找目击证人。帖子发上去，不一会儿就有两条评论：第一条说，这就是南京彭宇案的翻版啊；第二条说，这个社会你还能相信什么啊？
徐丽并不知道“彭宇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搜索出相关资料，她搞清楚了彭宇案的来龙去脉。看到最后，她的眼泪就下来了：“怎么能这样啊？”
“彭宇案”坚定了徐丽的想法：“作为母亲，我要儿子坚信正义与善良是社会的主流。”
她和丈夫印了好多小广告，在事发地周围到处贴。可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有一段时间，徐丽每天下班就到出事地点去找目击证人。她真找到了旁边卖早点的两口子，河南信阳人，男的说，我看到了，确实不是小孩……女的打断了他，你看到什么了？男的就闭嘴了。
后来，男的偷偷告诉她还有一个叫老宋头的也看到了那天早晨的事情。徐丽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听到了老宋头，结果特别不赶巧，老宋头死了。
有一天，徐丽开车去上班。在路上，徐丽越想越气愤，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她把车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车里，她嗷嗷地吼了起来，“怎么能这样啊？”
妥协
还有让徐丽更难以接受的：老太太的儿子找上门了。
10月的一天晚上，快到11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摁门铃。徐丽从门洞里往外看，门外站着的是四个不认识的大汉。对方问，你是不是李阳的家长？徐丽意识到了门外的人是谁，丈夫出差不在家，她拨打了110。
警察还没有来，儿子却忍不住了。李阳冲着门外吼着嗓子：“你们就是无赖！这么违背良心，有意思吗？”
徐丽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儿子那么愤怒。他越愤怒，我越伤心。”
到了11月初，李航的老母亲突发脑溢血，深度昏迷。那一段时间，李航和徐丽都是北京河南两头跑，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自己被起诉了。
夫妻两个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要和法院打交道，更没有想过会成为被告。两个人都急了：徐丽埋怨丈夫当初的草率决定，李航也不耐烦了，说你甭管，我自己处理。
第一次去法院，徐丽甚至说了狠话：我已经跟法院打交道了，我要成为原告，李航，我要起诉，和你离婚，不跟你过了！
在律师的指导下，他们去找交警队，说我们这个不应该走简易处理程序，交警队说，是。他们想见当初处理事情的交警，可是一直都见不到人。他们对伤残鉴定有异议，交警队也说，这个怎么可能伤残鉴定？我们帮你们斡旋。可是再也没有了下文。
一审判决出来，儿子李阳被判负事故全部责任。
走出法院的李航几乎是吼着告诉妻子：“你知道吗？我们非但没有赢，还被判赔偿对方七万多？”徐丽说丈夫的声音都有点颤抖在里面，“拿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出离愤怒’了”。结婚二十多年，她从来没有见过丈夫这样愤怒过。
徐丽也没有抱太大的指望。“一个法院，一个执法机构，就是说一就是一，没有认错的时候。”可是她还是感到失落。她是被教育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的一代。
她曾经去找过法官，法官问她想干什么，濒临崩溃的徐丽说，我就是心里委屈，和你说说不行嘛？法官说，那好，你说吧。徐丽说法官也对自己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大意是人性是复杂的，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潜规则。
最终，李航和徐丽选择接受调解。“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妥协，后来，我真的不恨讹我们的人了，我是对整个执法机构的灰心。”
动摇
自从9月16日那个早晨过后，李阳就再也没有骑过那辆刚买了半个月的新车。李航又给儿子买了一辆新自行车，至今，李阳还是没有去碰它。
对于儿子的性格，李航和徐丽这样总结：第一，孩子不会说假话；第二，孩子特别自律，“只要遇到红灯都会停，有时候，我们有急事走一下应急车道，李阳就特别生气，冲我们喊，你们能不能遵守一下规则啊？制度是你们大人定的，定了又不遵守，还有什么意义啊？”
徐丽甚至有些遗憾：“我觉得儿子有时候，有点呆板了，有点机械了。”
李航和徐丽自我评价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出来的“传统观念特别重的人”。
她教育李阳一定要守信用。小时候，徐丽答应带李阳去吃肯德基，遇到自己感冒发烧也要带儿子去。李阳说，妈妈你不舒服别去了，徐丽告诉儿子，答应别人的事情必须要做到。
她和儿子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其中一个新闻是：某日本品牌电脑发生故障，在美国可以免费维修，在中国却不行，这是为什么？讨论到最后，儿子说，妈，你是个老愤青。
她问儿子：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你还会去帮助别人吗？儿子说，妈，我现在其实是没有能力救助这些人，他是穷了才讹我们呢，我不挣工资的时候花你们的钱去帮助人，等我将来挣钱了，我看到他们在路边，我能不救？
听了这番话，徐丽无法反驳，不知道自己心里“是喜还是忧”。
她跑到学校，找儿子的老师交流。没过多久，政治老师就专门开了一堂课：“如何自我保护”。老师希望让自己的学生明白：你在救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有没有能力，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第一时间拨打110，第二是找证人，有了证人给你作证，你再去救人。
放学回家后，儿子把课堂上老师讲的复述给徐丽。徐丽说，老师说得很有道理，现在社会就是这么个环境，遇到恶人的几率越来越大了。
儿子朝她撇嘴，妈，你知道吗？老师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同学底下嘘声一片：“等找了证人，人早死了。”显然，他们并不认同老师所教的“救人观”。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要比你们这一代强。”儿子郑重其事地对徐丽说。
其实，徐丽有时也想对儿子说：“你这种孩子在当今社会会受到很大挫折，你信仰的东西会在某一天被现实摧毁。”可是终究没有说出口。
徐丽跟好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梁鸿诉说困惑：“你看咱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哪个孩子不是听着童话长大的？小孩子要睡觉了，你给他讲故事，讲美好的童话，可是长大了呢？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童话。”
她甚至对自己以往的教育观产生动摇。她问梁鸿，我们到底怎么去教育孩子？这样下去，社会将走向何处？梁鸿宽慰她：“社会在进步，其实很多方面也开始在重视这个事情。”
可这并不能减轻徐丽的担忧。“身边的人原来都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可是现在，我有点……”思索了一会儿，她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现在的自己。
“幻灭”
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丽和李航都在问自己：“自己的教育哪出错了？我受到的教育，我对孩子的教育，难道不对吗？”
这并不是他们这一代父母的疑惑：2000年，徐丽的母亲被一辆自行车刮倒，扭了脚踝。对方一个劲地道歉，说，大妈，我这把孩子先送去上学，行吗？徐丽的母亲看了看自行车后座上的孩子，说，行，我家也有孩子，上学要紧。
徐丽的母亲就坐那里等，可是那个人没有出现。左等右等，脚踝就肿得厉害了，等不及了，老太太就央求一个路人，说帮帮忙，给我女儿打电话吧。
徐丽说，去医院和回来的路上，老太太一句话没说，可是一回家就开始哭。她问女儿，你看我心疼他，他怎么不心疼我呢？
或许是巧合，这一家三代人用自己的行为捍卫了做人准则，可是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他们又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失败。“我妈比我更严重，我就是接受她教育的，她就更接受不了。”徐丽说。
夫妻两个人试着从他们当初所受的教育中寻求安慰。李航说：“我的父母都是农民，言传少，身教多，他们的生命力顽强得很，打不垮，父母养了我们兄弟姐妹9个，都供到我们上初中，我还考上了大学。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挑着几十斤的面粉送到我的学校。”徐丽说：“我打小背的是‘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他们也试着一起寻找到底从何时起这个世界开始变得陌生。徐丽说，到了80年代末，她和同学们一起去王府井图书馆，图书馆里面已经没有人了，大家都出去摆摊了。李航说自己当时写了一篇杂文《读书与不读书》，其中有一句是“先下书山，再下商海”。
夫妻两个达成共识：“文革”时期，把大家的某些思想压制了一下，到了80年代末，又进行了一场“钱革”，把某些道德底线慢慢地就冲破了。
经历了道德的幻灭，徐丽下定决心开始信佛。
“不要限制孩子(以后)去帮助人。”这是徐丽现在的态度。当然，这也意味着她并不支持。
丈夫李航则是另外一种观点：“从心里讲，以后涉及到全责的事情，我不会签字，就是我全责，我也不会签字了。我是绝对变了。我要告诉小孩，你走你的，作壁上观，不要折腾那么多事。”
徐丽说丈夫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绝对是一个文人式的思维，他是文科生，写文章写得也很有条理，看起来也挺有文采，但是一到现实当中就‘嗡’的一下子，警察一说他，他就‘嗡’一下子，脑子就会断。”
说完，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向丈夫。现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恢复了正常。
当然，对于儿子的未来，他们达成了一致：出国，在大学毕业之后。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