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爱，别无他法
池莉(著名作家)
自从怀了亦池，我就对她有了希望。总忍不住要想啊想，最怕孩子生出来缺胳膊少腿这病那病的。在她出生之前、之后以及她的终生，我只有一个希望：希望她身心健康并成为一个有能力让自己保持健康和幸福的人。
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更望子成龙，我也不例外。我认为一个有能力让自己开心快活和幸福的人，就是人中之龙。
能力就是成就。身外之物都会因为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唯有个人能力永远不会离开自己。
现在我欣慰地发现：我孩子凭借她自己的个人能力，让学习、考试、业余爱好、身体健康、玩乐、时尚、爱吃、爱美、交朋结友，一样都不缺。我认为这就是成就。
抓周时，亦池扑向一把锅铲，我说女儿将来大约是个厨师，并快乐地告诉给很多朋友，但大家并不认同这是一个好职业。在我本心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最顶尖，都是精英。孩子抓锅铲我很开心，因我一直喜欢烹调和美食，觉得到底是自己十月怀胎生的，在肚子里早了解妈妈了。
父母的责任是善于发现，不管孩子兴趣所在兀自为孩子预设一个什么“家”，这是栽盆花。盆花总归是人为的，养得再好，也成不了参天大树。我的幸运是：没有愚昧到把自己孩子当盆花去栽。
小孩子在家里就是生活，我没有刻意去想什么教育。我们家尽量让亦池的生活是快乐的。别的孩子奔波在各种培优班时，亦池依然有时间在楼下玩耍嬉戏。有人问我，别的孩子都上培优班，你确定亦池不需要去吗？这个我们让孩子自己确定。因为孩子好胜心很强，很要面子，一旦被信任，特能激发责任感，有学习激情，脑子也灵光，学习效率奇高。当一个大肆玩乐的孩子比困守培优班的孩子成绩更好，她的积极性就倍高了，孩子得意啊，自豪啊，这样学习自然就会好。
当然，这对家长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冒险。许多孩子一玩就把学习玩丢了。关键在于我知道亦池不可能玩丢。我对孩子有这份把握，是从她出生开始，她睡在我身边，哺乳，吐奶，换尿布，生病，哭闹，我分分秒秒都在悉心体会她，应答她的各种需求。年年复年年，一天都没有交给老人或者别人带过。依靠这种深厚了解和把握，我完全知道自己孩子的性格、脾气和能力。她也会尽力回应我的信任，这是咱娘儿俩打胎里就开始建立的默契，习惯了。
教育孩子的关键是什么？说个小酸词吧——爱。除此真是别无他法。
由于我作品有许多影视、话剧改编的原因，亦池从小到大有太多机会接触文化娱乐明星和著名作家，但她半点不动心。也不是什么教育，是遗传。她和我一样，对任何公众场合之下的表演都不感兴趣。但我经常鼓励她将来可以在自己感兴趣有天赋的那一项专业上做到好、更好、最好，名利就会有。我告诉孩子：名利都是好东西，关键是自己怎么用。
不过在我们母女之间，没有著名作家的光环也没有阴影。孩子一直怜悯我太辛苦太紧张，不善于放松自己。我更没有什么高度需要她达到，恰恰相反，我很遗憾我达不到她的高度了：她英语那么好，独立生活能力那么强，文学翻译那么好，成绩那么好，学历那么高，净上一流学校，那么见多识广，她校友的肤色五颜六色遍及全世界将来走哪都有同学，况且，她还有一个傻乎乎只管佩服她和支持她的妈妈，永远默默等待着直到她说有时间了才赏个视频也就很满足很开心——说笑啦。
如果您看完了以上我说的话，就会发现我的价值观已经融汇贯穿在与孩子的共同生活之中。孩子会慢慢确立她自己的价值观。世上所有观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后代必须与前代不一样，必须更适合她自己，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我很不赞成对孩子进行直接的价值观教育，现在学校、社会、家长都一个思维模式，害人不浅。且不要说许多观念都有问题，仅就这种灌输观念的方式，本身问题大了。你僵化，孩子也会僵化。你八股，孩子也容易八股。都博士毕业了，一到社会上和工作中，就傻了眼，不知好歹、不知冷热、不知分寸，察言观色不会，弦外之音不懂，自己还苦恼得要命，这个人还有什么用？
去年大学毕业后，亦池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一边学习一边申请工作。她的近况是：总在做论文，总在放假，总是忙碌和快活的。
(池莉口述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杨洋整理)
价值观才是稳定的货币
彼得·巴菲特(股神之子)
我的童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伴我成长的房子建于20世纪初，1958年父亲花费31500美元买下了它。房子是很普通的独栋小屋，没有围墙，从厨房的后门出去，就到了别人家。我们养了两只猫，还有一条叫汉密尔顿的狗。外祖父母住在只隔两个街区的房子里，我总是步行到外祖母家，等待我的是加了糖果的冰激凌。父亲至今还生活在那栋小屋里，80岁，每天高兴地开着用了20年的车去上班。他说自己幸运，不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开心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某天晚上去我父亲家，可能跟我8岁时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父亲穿着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里，吃三明治和炸土豆条，享受生活。
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刚记事的时候，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我的父母积极参与其中。母亲从来不羞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着“好人不分肤色”。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人在“不分肤色”上打了个叉，并潦草得改成了“白人”。全家人都很震惊，父母很沮丧，他们并没有向我解释更多，只是他们的情绪感染了我。尽管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和可怕的历史因素，但我父母的表现形成了我的价值观。宽容是我在家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我们的童年生活和普通的美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那时父亲还没有这么大名气，也不算富有。我要给家里做杂务，才能挣得很少的零用钱。直到我20 岁，父亲的财富积累才被世界津津乐道，但父亲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说，幸福快乐是你要追求的，金钱是跟随着你的幸福和工作而来的，而不应该引领你的工作。要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最好你的兴趣能够养活自己。
在家里，母亲主要负责我们生活和教育的具体事务，而父亲则起着“精神领袖”的作用。父亲在家工作，长时间待在书房里，全神贯注研究大量深奥书籍。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绩效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沉思入定的境界。父亲的书房没有“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我们也很少打扰他。太过顽皮的哥哥也曾被象征性地关过“禁闭”，但我从小就很安静，也很听话。父亲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静。他常常鼓励我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且专注其中。
我是一个音乐人，曾经为了演出到处募集资金。很多人听到我的姓氏，知道了我是“股神”的儿子。他们总会问我：“沃伦·巴菲特的儿子还需要募集资金吗？”实际上，父亲从未给过我大笔的金钱。我需要募集百分之九十的资金，而父亲只会出百分之十。父亲赞同一句话：“有时你给孩子一把金汤匙，没准是把金匕首。”他认为有能力的父母给子女的财产应该能做任何事，却远远不够无所事事。
我也曾向父亲借过钱。那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30岁的时候，我向父亲借钱买房。他说，借钱给我会破坏我们纯洁的父子关系，自己贷款买吧，自己还。当时我很生气，可是很快我就理解了父亲。他那么做是因为爱我和尊重我。
众所周知，早在2006年，我的父亲就将他的大部分财产，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他还设立了三个“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分别由我们三个孩子进行管理。在此之前的三个月，父亲跟我们有交代，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很好的架构，有充分的人力资源能把这个慈善的事情做得更好。已经五十多岁的我，虽然肩负着10亿美金的庞大数额的管理责任，但这笔钱最终还是要捐出去的。巴菲特家族没有设立庞大的信托基金，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在年满19岁后，每人获得了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财产。我继承的是我祖父留下的9万美元。
在我看来，价值观才是稳定的货币。自由、平等、言行一致、专注和幽默，都是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哥哥是农场主兼摄影师，姐姐是家庭主妇，我是一个音乐家。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去继承父亲的事业？我用父亲对我说的一段话答复：“儿子，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我很高兴每天都在画布上添几笔。”(彼得·巴菲特口述 中国周刊见习记者／杨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