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说，民生是天大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是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持续改善民生，抓住民生重点难点问题，一件一件去做。 李克强说，现在大数据显示，“一老一小”的问题，也就是老人养老服务和托幼服务的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详情]
我国的急救技能普及率还不到1%，尽管有关培训已走进学校，但只是“偶尔”，并限于高段小学和初中，学生对急救和逃生技能并不十分了解。她建议将其纳入义务教育必修课程，分层实施，制定不同阶段的课程。在2~6岁阶段，主要让孩子明确知晓哪些事物是危险的，如电线插座、煤气开关、刀具及所有锋利物品等[详情]
网络配图 今年全国两会上，2018年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受到代表委员们广泛关注，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等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刚性举措得到代表委员们一致点赞。记者3月18日采访了解到，近日，中部某省某检察机关借力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成功抗诉了一起量刑畸轻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再次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检察机关以法治利剑斩断伸向未成年人魔爪的决心与态度。 酒后犯案，男教师宿舍内给女学生“盖被子” 汪某系某县一小学教师。201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喝了酒的汪某途经女生寝室（有17名女生居住）时，无意发现学生小A（11岁）的被子没有盖好，就当他上前帮小A盖被子的同时，对小A实施了猥亵。之后，汪某还威胁小A不要告诉别人。 2018年3月，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反映汪某涉嫌性侵犯罪，于当日立案并对汪某进行了刑事拘留。4月，县检察院对汪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一审从轻处罚，男教师获刑三年 汪某猥亵儿童案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市检察院得知此案后，迅速向县检察院未检办案人员了解案情，要求县检察院严格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县检察院依据刑法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于2018年5月2日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汪某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汪某具有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这一法定加重处罚情节，以及作为利用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实施猥亵、猥亵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等多个从严处罚的情节。 2018年7月，县法院对汪某猥亵儿童案一审宣判，认定被告人猥亵十二周岁以下儿童、对被侵害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等从重量刑情节，同时认定其具有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综合考虑量刑情节后以猥亵儿童罪判处汪某有期徒刑三年。然而，县检察院对这一判决结果并不认可。 指导性案例“力挺”从重量刑情节，男教师二审获刑五年 记者采访了解到，刑法对“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强奸、猥亵犯罪，作出了从重处罚的规定。《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规定了“在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可以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犯罪。 “一审法院否定检察机关指控的‘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从重量刑情节，综合考虑后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市、县两级检察院经研究认为。 2018年7月，县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市检察院支持抗诉。然而，在办理该案的抗诉审理程序过程中有法官持不同意见，认为该案发生在宿舍内，不能认定“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这一量刑情节。 案件审理期间，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作为指导性案例，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的要旨中，明确指出“行为人在教室、集体宿舍等场所实施猥亵行为，只要当时有多人在场，即使在场人员未实际看到，也应当认定犯罪行为是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市检察院依据指导性案例再次向中级法院阐述抗诉理由，检、法两家统一了认识。2018年12月，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认定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改判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五年。 办案同步发出检察建议，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刑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记者采访了解到，县检察院在受理审查逮捕汪某案件期间，即发现案发学校在事件处置中行为严重不当，在教职工职业道德教育和校园安全管理方面存在失职问题，遂于2018年4月8日向县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为强化检察建议监督刚性，县检察院还将相关情况向县监察委员会进行了通报。 县教育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立即组成调查组前往涉事学校调查核实，并于2018年7月6日向县检察院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 据介绍，案件发生后，为了尽可能减轻案件对被害人小A的伤害，县教育局为其办理了转学手续，并对涉事学校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相应处分，其中对试图瞒案不报的校长免除了职务。目前，县教育局已经按照检察建议以及教育部下发的“两个通知”要求，针对校园存在的普遍性安全危险隐患进行了排查，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彻底整改，强化教师师风师德教育和校园安全保护。 原标题：小学教师路过女生寝室猥亵女童被判三年，检方抗诉后改判五年 来源：检察日报[详情]
全国两会期间，民生话题照旧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委员带来的一份题为“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的提案引发热议。他认为，“校内放羊”导致了“校外厮杀”，普遍的课外辅导班补习给学生家长带来多重压力，建议中小学适当延长在校时间，适当保留竞争机制，限制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培训机构，让学生把有效的学习时间都在学校内完成。 有委员建议，中小学适当延长在校时间，适当保留竞争机制，限制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培训机构。视觉中国 图 “减负”“课后三点半”“素质教育”等关键词，在历年的全国两会上，都频繁出现。在人民网推出的2019年两会调查中，400多万人参与投票，“教育改革”位列群众“期待名单”第四位。从之前的“有学上”到现今的“上好学”，关注点的转移背后，是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公众对“上好学”的持续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改革尚未能完全满足公众的期待，在缓解公众教育焦虑、提高教育质量上，还有不少工作可以做。 规范并限制校外培训机构，教育部早已频频出手，一些师资不过关、虚假宣传的培训机构在整治中被清理出场，有效保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部长通道”上透露，目前已对27万所有问题的培训机构进行了整治，整改完成率超过98%。而且针对培训机构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新变化，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综合治理文件的研制，届时将比照线下治理的措施，对线上培训进行规范，为“减负”治理提供支撑。 教育部的硬招或许可以暂时为课外补习热降温，但“海淀黄庄式的疯狂”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因为在不少家长看来，既然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学生最后还是要在考场上靠分数一较高下，那么哪里能提供灵活且优质的教育资源，自然选择把票投给哪里。至于形式上是校内学习还是课外培训，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学生和家长的这种用脚投票，当引起教育管理者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有学者调研后认为，当前公立学校的教育供给，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对简单化的倾向，学校在落实“减负”的同时没能在“提质”上做好、做足文章，总体来说，教育改革未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更多样更优质教育的需求。也因此，有学者建言，公办中小学要充分发挥自身制度和资源优势，打开思路，突破局限，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进一步延伸，课外补习热度不减，也与当前的校内评价标准和招生制度有关。虽然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正在不断建立和完善，但只要分数还是评价学生的单一维度，只要升学率等各种数字还没被拉下“神坛”，疯狂的补习就不会消停，到时候只不过是校内补习还是校外补习的问题，真正的“减负”也无从谈起。而这些，也都是教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唯有如此，综合配套改革之下，陈众议委员所说的“还给学校”一说才可期。 教育部部长每年全国两会上的例行“交账”，已经成为和公众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出台了史上最严‘减负令’”“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正在修订”等诸多通报的举措，让更多人看到了教育管理部门的改革决心和行动力，希望此次两会可以成为提高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新开端。 原标题：光明日报刊文：“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亟待配套改革 来源：光明日报[详情]
视觉中国供图 在互联网不断渗透的信息化浪潮下，网民首次触网年龄明显提前，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成为社会共识。近年来，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荒废学业、未成年人利用大人的手机充值玩游戏等事件频出。如何建立起更有效的监管机制防止青少年沉迷网游，在近日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支招”。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大致呈逐年增长趋势，根据最新一次（2015年12月）发布的青少年网游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1.91亿人，占青少年网民的66.5%。 全国人大代表鲁曼经过调研发现，目前一些游戏设置的防沉迷措施存在漏洞，她建议采用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从技术上为青少年玩游戏设置相应的规范。 青少年沉迷游戏的极端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新闻让鲁曼非常痛心，她注意到，很多沉迷游戏的青少年，不仅出现厌学现象，还表现出人际交往中的各种问题，如不愿意与人交流、解决问题简单粗暴等。她经过调研发现，目前的防沉迷系统都是以实名注册登录为基础，但绝大多数青少年玩家仍可通过借用亲人信息、购买他人身份信息注册和登录游戏，绕过防沉迷系统。她认为，要让防沉迷系统和措施真正起作用，实行实人认证的注册登录势在必行。 目前，生物识别技术已经广泛应用，技术门槛和成本在逐渐降低，鲁曼建议，可以强制将生物识别实人认证纳入游戏注册登录环节，建立防沉迷系统。各个游戏防沉迷系统兼容，防沉迷信息共享，对青少年每天游戏总时长进行限定，避免一人注册登录多个游戏、多种游戏、不同厂家的不同游戏而超时玩网络游戏。 2019年3月1日，腾讯已经开始测试游戏“儿童锁”模式，启动史上最严的游戏防沉迷措施，即13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在首次登录游戏前被强制要求登记认证，只有在监护人授权完成“解锁”后才能登录，且仍遵循现行健康系统的游戏时间限制。从此，孩子能不能玩游戏，完全由家长说了算。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此前腾讯在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方面做出不少尝试。“实名认证，首先用户身份要真实，不能在网上随便找一个身份证就可以骗过去，这需要真实地与公安系统对接，”马化腾说，目前大数据可以筛选出可疑用户并要求进行金融安全级的人脸识别，比如登记用户年龄70岁了，每天长时间玩游戏，就不太可能。 腾讯现在试运行的防沉迷规则规定，13岁以下孩子每天玩游戏不超过1小时，晚上9点以后不允许登录，13岁~18岁不得超过2小时。在这个基础上，引入家长未成年人守护平台，通过家长、监护人的介入，对孩子玩游戏进行健康管理。 从更大范围来看，他建议，还是要从未成年人触网管理、家长监护介入、企业技术措施、大众观念培养和组织研究促进等角度，从点到面、多措并举，以更系统、有效的方式保护未成年人。 马化腾建议，首先要建立统一平台，对未成年人用户进行有效识别。在各企业建立“一站式”的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管理平台，帮助实现有效控制未成年人在全网范围内的上网时长，以及便于监护人更深层次地介入，对孩子上网进行个性化管理。 多名代表也提到，应对未成年人的游戏进行分级管理。马化腾建议加快制定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结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就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信息和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具有正向价值的信息的内容种类、范围等，加快制定相应判断标准，建立内容风险识别的“适龄提示”制度，避免违法信息、不良信息继续危害未成年人。 鲁曼也特别关注对青少年游戏内容的管控，“严禁暴力、色情、歪曲历史等内容，应该加入一些寓教于乐的内容，让孩子在消遣娱乐的同时，也能了解和学习知识。” “刺激、暴力、色情等已经成为现在很多网游的主要内容，那些不良内容正在潜移默化地‘涵化’（亦称“文化摄入”——记者注）和‘同化’青少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在中国3亿多名青少年中，掉入网络陷阱的很多，大量农村孩子更是痴迷其中。 在网络游戏创造的虚拟世界里，孩子们可以结婚、恋爱，甚至可以随意杀人、放火，一切行为都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赵皖平说，长期沉迷于此，可能使得孩子们混淆虚拟与现实，甚至导致精神疾病，对精神、身体、社会都造成巨大危害。 赵皖平谈到，我国现在只有《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和《严格规范网络游戏的意见》，立法尚属空白。赵皖平和鲁曼都建议，尽快开展相关立法调查和研究，尽快对网络游戏的规范管理出台专门法律，尽快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发布实施，网络游戏监管、立法迫在眉睫。 马化腾认为还应全面加强网络素养培育工作，培养大众对互联网发展应用的科学认知。除培养未成年人的安全上网意识外，还应全面提升包括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大众网络素养教育水平。建议研究制定“全民网络素养”规划，提高大众网络素养，帮助正确认识、使用互联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 原标题：全国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加大未成年人网游监管并尽快立法[详情]
网络配图 让全校3000多名农村孩子全部按时上学，成了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鲁甸县文屏镇中心小学校长甄兰芳面临的一个挑战。设备变好了，教师素质提高了，这些都给了她底气，但手机、游戏的流行成了新难题。 学校里有一名学生隔三差五“肚子疼”，声称无法上学，到了医院却诊断不出问题。班主任频繁家访，家长无动于衷。甄兰芳找到学生才发现，沉迷手机和游戏是真正的“病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已有1.91亿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调研称，中国青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接近10%。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发现，在农村，留守儿童网瘾是个大问题，“（他们）缺乏监护人的管理，也没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只有靠虚拟世界带来快乐。” 今年两会，赵皖平带来了加强网络游戏监管立法的议案。他同时强调，保护未成年人，使其不沉溺于网络，不能只依靠游戏运营开发公司，监护人尤其不能缺位，全社会应齐头并进。 不要让手机“废掉”孩子的未来 两会前夕，赵皖平收到一封几百名孩子家长的联名信，痛陈网瘾之害。“差不多95%的网络游戏以刺激、暴力、色情等为主要内容。”他认为，游戏刺激未成年人的神经，放大他们在现实与虚拟世界间的落差，容易诱发过激行为。 甄兰芳自己的孩子就沉溺于网络，她将网瘾给孩子带来的影响结果归结为“四部曲”：眼睛变小，视力下降；敌视亲友、性格暴躁；孤僻封闭、不愿与人交流；对外物缺乏兴趣，身体日渐消瘦。 她曾在自己所在学校的六年级展开调研，当被问及“是否已经玩过游戏”时，所有男生都举起了手。 一项名为“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天玩4~5小时游戏”的比例分别是18.8%和8.8%，“每天玩6小时以上”则分别为18.8%和8.2%。在游戏所花时间上，留守儿童明显多于非留守儿童。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刘成良在云南省某贫困县调研时发现，在学校周边的商店，学生可以赊账购买手机，用生活费分期偿还。 调研中，不少基层中小学老师向他诉苦，称除了暂时没收手机、苦口婆心地说教外，他们很难采取根治措施。且留守儿童情感缺失，更容易沉迷于游戏，久而久之对读书失去兴趣。 把对手机的“沉迷”与“利用”区分开来 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朱永新看来，要把对手机的“沉迷”与“利用”区分开来。他认为，90后已是“网络原住民”，解决他们的问题，应该变革教育理念，因势利导。 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直言，很多家长乃至社会不够重视手机终端产品寓教于乐的功能，对其作为青少年学习成长有利工具的认识不足。他说，如今很多互联网内容服务商都在试图找到学习与兴趣间的结合点。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今年带来了《关于多措并举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建议。他表示，保护未成年人应从点到面、多措并举，以更系统、有效的方式进行。 他的建议具体包括：各企业联合建立统一平台，对未成年人用户进行有效识别；加快制定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全面加强网络素养培育工作，引导大众正确使用互联网；支持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研究组织及社会组织。他介绍，自3月1日起，腾讯开始测试游戏“儿童锁”，13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首次登录游戏前需强制登记认证，只有在监护人授权“解锁”后才能登录。 丁磊同样看重利用技术进行管理的前景。他举例称，现在一些手机可设置“学生模式”，未成年人进入后无法使用移动互联网功能，只能保留本地下载、适合学生学习生活的内容，这项技术值得大力推广。此外，还有强制设置设备使用时间等技术手段。 家长监护不应缺席 在甄兰芳看来，治理青少年网瘾应社会集体发力。她强调，法律绝不只是瞄准商家，监护人同样不能缺席。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监护人应受教育或惩罚。 甄兰芳讲起一件发生在自己学校的真实故事：一名学生旷课，家长帮忙隐瞒，教师骑着摩托车赶到学生家里，发现父子二人一起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另一名学生父母外出务工，返乡的哥哥将淘汰的旧手机送给弟弟，令他从此沉溺于游戏。面对老师的指责，学生的哥哥却大为不解，反而将送手机视为对弟弟的爱护。 全国人大代表、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江西省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对这样的情况颇为忧心。作为一名山村教师，她了解到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偶尔返乡，出于溺爱或补偿心理为孩子购买智能手机，令孩子如同“飞蛾扑火”，时常在夜里蹲在有网络的人家的墙角下玩游戏，爷爷奶奶完全无力管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刘焱说，这种情况在城市如出一辙。“年轻的父母真的没时间管孩子吗？”她质疑道，一些年轻的家长将手机当作“保姆”丢给孩子，自己也在孩子面前痴迷游戏。 甄兰芳感叹，要让孩子们摆脱手机桎梏，需要学校、社会的努力，家长也要提高自身修养，形成合力。 （原标题：代表委员关注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烈马亟待“拴缰绳”）[详情]
针对如何破解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的量刑标准较轻等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3月1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获得2843票赞成，赞成率为96.4%，创历史新高。 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用心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针对如何破解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的量刑标准较轻等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新京报：报告中提到了齐某案，即齐某强奸、猥亵多名女童，拒不认罪，仅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后改判无期徒刑。有代表认为，当前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量刑标准较轻等问题，期待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此，您怎么看？ 张军：关于侵犯儿童身心健康案件，法律规定得其实比较具体，司法解释更加明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根本问题还是在办案实践中如何领会、落实法律，如何提升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能力。 报告中谈到的那起抗诉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可为什么会出现抗诉呢？主要还是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证据规则的认识问题。每一个案件的证据都有不同，不可能一个司法解释“一网打尽”，都要结合具体案件。没有完全相同的案件，就算是犯罪行为相同，年龄可能不同，主观恶性也可能有差别，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代表们关注的这起抗诉案件，在最高法审判委员会讨论时就谈了这样的证据观点，性侵案件跟抢劫、贪污这类案件有很大不同。抢劫、贪污案件一般会有人证，会有书证，但是性侵案件往往是“一对一”的。 性侵成年人案件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也有不同。成年人能稳定地叙述出犯罪过程，如果他的陈述一会儿一变，那么办案人员就会有合理的怀疑。但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孩子在家长、老师、警察等不同人面前，陈述的事实有出入有变化，在每个人身边讲的可能都不一样，这种变化恰恰就是规律，因为在有的人身边，比如警察，孩子可能不大懂一些专业性的询问，陈述出来的事实就会有变化。如果孩子的讲述始终没有变化，在谁面前讲得都一样，反而应该引起办案人员的怀疑了，是不是有人特意教的呢？ 这起抗诉案件，案发前已经在孩子中间传开了，可是家长并不知道。这符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规律，孩子遇到事情经常会先跟自己身边的小朋友说。 案件最终发案是来自一个学生家长的举报，这名家长又跟老师齐某的关系很好；齐某曾经把孩子领回家里照顾，家长感激他，显然不会有意去诬蔑被告人；孩子说了自己被性侵的具体地点，当地公安机关办案很仔细，每一个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并实地测量，证实孩子讲述的犯罪地点确实符合作案的行为、特征，这都是别人教不出来的。 最终，审判委员会上，认定这起案件的证据是非常扎实的，17位审委会委员几乎一致，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新京报：但是我国不是判例法，成功处置了这起案件，怎么避免其他案件也有量刑偏轻等问题？ 张军：分析这起抗诉案件，证据、规律有没有？有。可是就算是有了，每个案件都不一样，这就需要用另一种方法进行总结。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有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我们不仅要扎实办案，还要善作总结。每一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司法解释”，所以总书记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就这起案件而言，一个案例的作用可能胜过一些规范解释。 新京报记者 王姝 原标题：专访最高检检察长张军，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详情]
网络配图 近日，全国两会期间，针对拐卖儿童的犯罪，有人大代表表示，拐卖儿童应该重判，应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判死刑，让他们也家破人亡。与此同时，也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加大拐卖儿童行为的量刑力度，将最低刑期由5年调整为10年有期徒刑。 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这一古老而复杂的犯罪现象，我国一直是坚持从严打击和重点治理的。多年来，通过加强刑罚制裁的力度来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对于参与拐卖儿童者一律判死刑”的说法亦早就有之。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从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拐卖儿童罪的最低刑期为五年有期徒刑，这高于故意杀人罪的最低三年有期徒刑，而且，针对八种情节严重的拐卖儿童的情形，刑法配置了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绝对确定的死刑法定刑的规定，足以表明刑法对该罪惩罚之严。 针对拐卖儿童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发挥重刑的一般预防和震慑功能，降低犯罪率，这是多数民众能够想到，也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但是，具体分析起来，进一步加大惩罚力度，可能并不切合实际。 从近几年的刑法修订进程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相继取消了部分罪名的死刑。虽然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依旧保留了死刑，但依然可以看出，限制、废止死刑是立法者秉持的基本态度，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如果频繁适用死刑，会使得国家惩罚犯罪过于依赖死刑，其他刑种的价值就会随之减弱；且易于引导民众的思想在严刑峻法的环境中走向极端和残酷。事实上，每一种犯罪的形成都有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罪犯个人方面的原因，如果只是在犯罪产生后一味地强调重刑打击，当受刑者对刑罚感受麻木之后，刑罚的预防效果反而会大大降低。 据媒体报道，“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7336人，重刑率达56.59%。”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的《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白皮书》（2012-2017）显示，2012年至2016年，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共计11.9万人，重刑率为21.91%。另外，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一审涉黑案件重刑率达53.98%。 从这几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拐卖儿童的犯罪都是从严从重处罚的，也就是说，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力度已经站在了最高峰。 再者，拐卖儿童犯罪可能是多人共同作案，参与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对于主要犯罪人刑法历来是从重从严惩处的，但若对所有的参与者一律判处死刑，不仅不符合刑法理论，亦有悖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还将导致所有的参与者失去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于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十分不利的。 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有句名言，“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从拐卖儿童犯罪现象看，买卖的过程复杂多样，通常是跨省流窜作案，破案难度大，成本高，很多偏远的派出所的财力不足以支撑高昂的破案费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公安部的统计，以2014年为例，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量为16483件，其中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460起，破案率不足两成。不难发现，低破案率增加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减少了法律对犯罪人的威慑作用。除此之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庞大的市场需求也是导致拐卖儿童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些因素，综合多方面力量，设法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这对于防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或许也是重要的选项。（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原标题：澎湃两会快评|“拐卖儿童一律判死刑”效果真的好吗？[详情]
李克强谈“一老一小”问题： 社区养老托幼服务可以免税 新京报快讯（记者 吴为 倪伟）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5日上午闭幕。上午10点30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在回答记者关于如何更好地做好民生工作的问题时，李克强说，“一老一小”的问题需要得到更多重视。 李克强说，民生是天大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是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持续改善民生，抓住民生重点难点问题，一件一件去做。 李克强说，现在大数据显示，“一老一小”的问题，也就是老人养老服务和托幼服务的问题，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摄影/新京报记者 薛珺 现在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有2亿5千万，有上亿儿童，他们的服务问题涉及绝大多数家庭。但是这方面供给是不足的，目前养老机构能满足每100人3个床位，有的大城市统计，90岁以后才能进养老机构。全面实施两孩以后，托幼难问题也非常突出了。 “现在我们即便继续加大养老机构、多功能幼儿园发展的力度，也跟不上老龄化的速度。”李克强说。 李克强说，一些地区已有好的经验，就是重点发展就近、普惠、公平、安全可靠的社区养老托幼服务。养老托幼需要创新机制，对接群众需求和社会力量，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比如提供公租房，让社会力量提供助餐、助行、日间照料、康复、老年大学等等，甚至给予水电气的费用减免，更可以免税。 新京报记者 吴为 倪伟 编辑 于音 校对 陆爱英[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陈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陈玮提交《将应急知识和技能纳入义务教育必修课程》的建议，提出“急救从娃娃抓起”，使急救知识和技能得到全面普及。 “医学上有‘黄金5分钟’的说法，指病人出现呼吸衰竭或心脏骤停后，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可能挽回生命，一旦过了这几分钟，将造成不可逆的后果。”陈玮表示，相比发达国家30~40%的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率，我国的急救技能普及率还不到1%，尽管有关培训已走进学校，但只是“偶尔”，并限于高段小学和初中，学生对急救和逃生技能并不十分了解。她建议将其纳入义务教育必修课程，分层实施，制定不同阶段的课程。在2~6岁阶段，主要让孩子明确知晓哪些事物是危险的，如电线插座、煤气开关、刀具及所有锋利物品等，采用模型游戏教学，让孩子感知什么是危险，为小学阶段接触真正的急救知识打下基础。小学阶段的急救教育主要普及急救电话拨打，求救和简单的外伤包扎等，同样采取互动式教学，多用道具和模拟场景。初高中阶段，重点普及心肺复苏术和常见的溺水、触电、窒息等急救，要求掌握心肺复苏术的每道程序，熟练掌握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的使用方法。高中毕业时，学生应参加相关考试，通过者可取得证书。大学阶段，应继续普及和复习掌握已有知识技能，并要求每位大学生取得相关证书。 原标题：陈玮代表吁“急救从娃娃抓起”：应急技能应纳入义务教育课程[详情]
网络配图 你是否担心过在大城市结婚后养不起孩子？又或者担心作为女性，因为生育而错失工作机会？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中国青年网打造的谈话类视频节目“两会青年说”，聚焦青年生育的话题——年轻人到底该如何甩掉“生育焦虑”？ 因为收入不高，北京地铁资料主管、城市女青年杨贺从怀孕开始能少花钱就少花钱。“但是养孩子开支项目多，天天在手机上看网银，那个数字就一直在减少。”杨贺说，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大约要占一家人日常花销的50%。 她坦言，自己养孩子过程中的确产生过“恐慌”心情，“做妈妈了，老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总想着什么都要给孩子最好的”。 育有一对可爱双胞胎的青年演员王媛可说，孩子没出生时自己就有压力了。 “我是突然间知道自己要当妈妈了，而且是两个宝宝，一下子压力挺大的。”她说，孩子出生后，她与孩子一起成长，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怎样做妈妈。 王媛可回忆，孩子吐奶的时候，她手忙脚乱，急得直哭；孩子第一次发烧的时候，“是凌晨4点多，孩子高烧不退，我一大早带着他去儿童医院挂号排队，人很多，一直等到下午才看上医生。那时候真的非常紧张”。 如今孩子已6岁，王媛可笑着说，自己这样的“新手妈妈”陪着孩子一路走来，被锻炼成了“半个医生”，“现在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自己就可以照顾，不会那么紧张了”。 在王媛可看来，有了两个宝宝后，辛苦是双倍的，但快乐和幸福也是双倍的。有一次，她帮孩子系鞋带，孩子忽然低头对她说：“妈妈，要是我能马上长到爸爸那么高就好了，那样我就能保护你了。”听到这样的话，她抱着孩子哭得“稀里哗啦”。 青年的“生育焦虑”，除了照顾幼儿成长这样的“技术活”带来的挑战，还有“衍生”出的其他烦恼。 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杨贺曾跑了不少地方，“到门口人家会直接问是北京户口吗？” 没有北京户口的杨贺只能送孩子去一所小的私立学校，“好一点的私立学校根本上不起，所以真的挺难的”。 除了为孩子提供教育资源，还有不少年轻妈妈为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纠结不已。 王媛可说，演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常常一出门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聚少离多。但她不愿意和孩子长时间分开，更不想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在孩子上幼儿园前，王媛可拍戏时都会尽量带着他们。“孩子5个月大的时候，我有机会接到一个角色，幸好制片人是朋友，允许我带着孩子去拍摄，那段时间就利用拍戏间隙给孩子喂奶。”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认为，如今年轻一代的事业型女性，很多都像王媛可一样，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尽量不耽误本职工作。“如果各方面都在努力，共同提供育儿支持，女性的‘生育焦虑’就会减轻很多。比如，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从正面去引导，政府也要出台一些相关政策。” 不过，在丽江市华坪县荣将镇青年、快手网红高玉楼看来，自己和妻子的育儿压力要“小很多”。这个年轻的父亲说，主要是因为小镇生活成本比北上广低一些，经济压力不大。 高玉楼原本在昆明一家装修公司做设计师，后来和妻子返乡创业卖芒果，在快手上通过视频直播增加了不少销量。而他第一个引起关注的视频就是关于女儿“小豆芽”的。 视频里，1岁多的“小豆芽”端着一个大筐给妈妈送鱼，可爱的形象和生活化的场景在视频平台上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当天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就达到96万。后来，到了芒果收获的季节，高玉楼又拍摄了一个为女儿制作芒果酱面包的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和购买者。 对于高玉楼和妻子而言，“全职带娃”与创业并不冲突。他们“直播卖水果”的同时，全程记录着孩子成长的美好时刻，还因此积累了上百万粉丝，“大家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一边带孩子一边收获了关注”。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中国青年网记者 沈杰群 原标题：生孩子怕丢工作 养孩子担心钱包瘪 年轻人的“生育焦虑”该如何缓解[详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低生育水平人口状况下，做到对儿童潜在的发展问题进行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及时指导家庭教养，持续保障婴幼儿的康复、教育权益，还需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尽快出台。 2017年11月，1995年6月正式开始实施的《母婴保健法》完成了第二次修订，但相应的实施办法却尚未出台。目前仅有个别省份2018年制定了地方实施办法，绝大多数省份仍按2001年制定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指导地方的母婴保健工作。 《实施办法》规定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母婴保健工作，存在重生殖保健，轻养育的情况。一部分有出生缺陷的儿童通过医疗介入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仍有部分出生缺陷的儿童需要长期的干预，仅由妇幼保健系统来负责实施，难以满足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一些隐性障碍儿童（如孤独症）和获得性发展障碍的儿童难以在3岁前检出并得到及时干预。 在低生育水平人口状况下，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主体，做到对儿童潜在的发展问题进行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及时指导家庭教养，持续保障婴幼儿的康复、教育权益。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由民政和卫健委共同作为宣传和实施婚前检查的责任主体。婚前检查是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的影响，生育的风险增加，一些公民自我保健的意识薄弱，更需要大力宣传和实施婚前检查。 婚前检查工作不单纯是生部门的业务工作，还涉及民政、计生等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密切配合，协同工作，处理好法律与地方法规的关系。由民政部门从婚姻登记预约开始有指向性地推送婚检、孕检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专业知识资源。 其次，卫健委、残联、教委建立跨部门的婴幼儿保健协同工作机制，建立跨部门的儿童发展数据库。现有婴幼儿出生缺陷、儿童保健数据多由妇幼保健院采集，建议在保护隐私、征得家庭同意的情况下，与儿童早期发展有关的其他部门如疾控中心、残联、教委共享，以便及时推送有关福利政策、入学入园信息、社工服务、康复资源等，避免因婴幼儿疾病导致家庭功能失常。在原有实施办法的“第四章婴儿保健”中明确教委、残联、卫健委的责任，建立定期交流与分工合作的机制。 再次，将婴儿期的保健扩大到学龄前，明确年龄范围为0-6岁。目前卫生部门对5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进行监控，建议进一步增加对婴幼儿残障发生率和康复情况的监控，监控年龄范围扩大到6周岁。儿童智力缺陷、孤独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障碍发病率高，治疗康复周期长，预防措施需从产前提前到婚前，保健和干预服务也需从出生后延续到受教育阶段。 希望能通过完善并出台实施办法切实落实母婴保健法，实现从降低缺陷儿童出生率到降低缺陷儿童发生率的转变，从重以医院为基础的预防策略到重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策略转变，从重遗传因素重生物性、环境性、社会性、心理性等多种因素的工作观念转变。提供母婴健康、人才培育一系列系统、持续的保障，进一步达成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董彩云（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甘肃临夏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校长） 原标题：尽快完善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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