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宫产前

　　凌晨4时30分，手机铃声《隐形的翅膀》音乐响起，我从梦中惊起。此时的电话多是急事，而就今天来说，更应该与即将分娩的妻子有关。因为，她这个时候，正一个人在医院的待产病房里，等待分娩前阵痛的到来。

　　痛苦，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希望拥有的，更不用说是“等待”。然而，分娩的阵痛，对每一个准母亲来说，却是非常盼望，甚至急切盼望的。只有当这样的痛苦袭来，而且，是以每隔五分钟一次的频率袭来时，整个分娩的过程，才算正式拉开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痛苦成了新生命诞生的准确信号。

　　为了迎接这种痛苦的到来，很多准母亲，还要使用催产药物，迫使子宫收缩。当然，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谓“瓜熟蒂落”，药物催产无疑是“瓜”不熟时，强迫“蒂”落。尽管如此，对现代城市女性来说，催产药物几乎必不可少，无论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是药三分毒。新生命的到来，除了痛苦，还伴随着化学药物。婴儿们舒适的水晶宫，在化学药物的作用下，渐渐空间逼仄。

　　果然，电话是妻子打来的。她说，你们早点儿来吧，已经“见红”了。“见红”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不是医学术语，但是，只要是准母亲和准父亲，都明白它的意思：宫缩——每隔五分钟一次的痛苦频率——已经开始，新生命即将从水晶宫出发。新生命在人间的降临，还要先以血水的流淌为引导。

　　5时整，我和妻子的二姐，坐上第一班公交车赶往医院。这是一家三甲医院，在北京乃至中国，拥有较高知名度。2004年10月10日傍晚，我曾亲眼见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在这里访问。但是，它的妇产科却并非北京最好的，当然也不是最贵的。在北京高级的母婴医院，生一个孩子，花十几万元，很正常。

　　下了公交车，再步行约10分钟，上妇产科急诊住院部，进1号病房。妻子正站在1号病床前，脸色略显苍白，神情疲惫。她告诉我们，自我们昨天19时(根据医院规定，19时以后，家属不准探望)走后，在外用催产药物的作用下，宫缩痛从21时开始，致使她一夜未眠，只好在走廊里一趟趟走啊，走啊，走……随后，我们开始讨论是自然分娩，还是做剖宫产。此前，虽然也商量过这件事，但是，那只是务虚，现在才算是务实。

　　在务虚讨论这件事的过程中，除了我、妻子、二姐，昨天还有三位“外援”医护人员的电话加入。一位是我的朋友、煤炭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郑山海，他在参与讨论之前，也专门咨询了本院的妇产科医生。在此之前，他还曾指导妻子服用补血药物。另两位医护人员，是我的朋友、学者程亚文推荐的，一位是有着三十多年妇产科行医经验的朱少云医生，一位是护士长石明兰。大家共同的意见是，最好自然分娩，实在不行再实施剖宫产手术。

　　早上8时稍过，一位医生来到了妻子所在的病房。她是应我的同事、记者王卡拉之请，特地来找妇产科医生沟通，请她们同意为妻子做剖宫产的。在昨天务虚讨论时，我事实上已经在妻子的压力下，通过另一位同事、记者魏铭言，找到了和这家医院比较熟的王卡拉的电话，然后，请她出面找熟人“开后门”的。

　　卡拉是爽快人，很快办妥了这件事。卡拉的这位熟人特别好，不但跟妇产科副主任打了招呼，也跟妻子的主治医生打了招呼。于是，她们当场答应，如果再等两个小时宫口还没有开，就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这样，我们的讨论有了最后的结果。由是，新生命的诞生，又被社会因素影响着。

　　10时，一位男医生来到病房，在咨询了早上是否吃饭等问题后，通知准备做剖宫产手术。在宣教室，他向我们讲解了有关风险情况，例行告知手续，并让我们在同意书和授权书上分别签字。字一签完，妻子就被护士喊进换药房，很快，鞋子、病号服从换药房里，被实习护士递出来。又很快，妻子躺在移动床上，由两位实习护士推了出来，然后，上楼(按错了楼层)下楼，进手术室。进手术室的时候，妻子的表情稍微有些紧张，但是，脸上似乎还挂着隐隐的笑。当手术室的门关上以后，我和二姐就在门口守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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