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去
五、上学去
星期一。
仲秋的第一次寒流过去之后，天气很晴朗，抬起头来，难得见到南京上空碧蓝碧蓝的天。阳光把小区的道路照得光灿灿的，上班的大人和上学的孩子川流不息地从路上走过去，涌出小区的门，往左拐，或者往右行，去搭乘公交车、地铁。也有很多开私家车的，车身被勤快的爱车人擦得锃亮，车窗反射着耀眼的光，小心的司机们一律贴着路边，松开刹车，慢慢滑行，车速几乎比步行还慢。在自家的小区里开车，车主们总是格外低调。
奶奶骑着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轻快地滑上大路，送贝贝上学。奶奶的头发是银白色的，她驾驶的电动三轮车是鲜红色的，一白一红，混在穿校服的孩子和穿制服的上班族中间，非常耀眼，引得一路上都有人跟奶奶招呼。
“奶奶，送贝贝上学啊。”
“奶奶你慢慢骑啊。”
“要不要帮忙啊奶奶？”
奶奶把车速放慢，一路点头作答，笑容满面。打招呼的这些行人中，有人曾经做过她的学生，也有一些人的父母做过她的学生，这样的关系，源远流长，淡泊，然而温暖。
再早之前，奶奶是骑一辆女式自行车送贝贝上学的。七十岁的干瘦干瘦的奶奶，车后面驮上一个墩墩实实的胖小子，叫别人看着都替她吃力。平路上骑着还好，逢到上坡上桥，奶奶要弓下腰，耸起肩，把体形弯曲成一只虾子，还要左左右右晃动着身体，把脚踏板踩得吱嘎吱嘎叫。再骑不上去，奶奶就要下车，也让贝贝下车，然后推着空车过桥。
洪阿姨有一天站在路边目睹了这一幕。她觉得心都疼得揪起来了。她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由居委会出面请一个义工，每天帮忙做接送贝贝的事。这钱如果居委会不能出，她愿意悄悄从在自己工资里扣除。
奶奶仍然是不答应。奶奶说：“我自己能动，就不要麻烦别人。等我实在不能动了，再说不能动的事。”
洪阿姨笑起来：“奶奶啊，等你不能动了再说事，那不成了我的失职啦？”
奶奶也跟着笑：“你不失职，我能够做证明。”
话是这么说，洪阿姨还是惦记着这件事。有一次市里的慈善总会下到社区搞活动，赞助了几辆专为残疾人设计制造的电动三轮车，洪阿姨帮奶奶申请到了其中一辆。这回奶奶没有再推辞，因为她已经在医院检查出了心脏有毛病。
“人老了，不能不服老啊。”奶奶对洪阿姨叹息说。
电动三轮车相比自行车，替奶奶省了很多力。而且，小区里的水电工李大勇有了用武之地啦。他每天早晚都要守在车库门口，躬着身子帮奶奶把车子推进推出。车库入口是个很大的斜坡，还带着弯道，三轮车不比自行车，如果奶奶自己推，那才是要人命的事。还有，电动三轮车需要用电瓶，电瓶每隔两天就要充一次电，如果小伙子不帮忙，死沉的电瓶能把奶奶拽闪了腰。
因为负责了电动三轮车的事，李大勇理直气壮地向居委会洪主任要求应聘社区义工。
洪主任说：“当义工要有奉献精神的，你有吗？”
李大勇答：“我每天帮贝贝奶奶搬电动车，不算奉献吗？”
洪主任眯起眼睛：“可我听说，你是个上班吊儿郎当的人，工作不负责任，三天两头要被扣工资。”
李大勇很不屑地：“上班是上班，义工是义工，两码事。”
“上班都上不好的人，义工能干得长？”
洪主任一句话就把李大勇钉上了耻辱柱。李大勇同样一句话不说，掉头就走。可是他心里对洪主任有看法：招义工是招公务员吗？要品学兼优笔试面试过关斩将才能够上吗？毛病啊！
不让当就不当。不稀罕。没工夫陪你们玩。
但是贝贝奶奶的电动车还是要搬的，两回事。为奶奶搬车，李大勇喜欢做，愿意做。俗话说，有钱还难买“愿意”呢。
原因也简单，李大勇喜欢跟这家里的一老一小打交道。
头一回认识贝贝奶奶，是去她家里修水管。水管漏了，要换垫圈。这活儿很简单，三下五除二就完了事。完事后要洗手。洗完手，奶奶递给他擦手的是一块新毛巾。李大勇当时就呆住了：他去小区里别的人家修水电，主人给他擦手的都是废弃不用的旧毛巾。李大勇犹豫着不肯拿那条毛巾用，怕糟踏。奶奶不由分说塞到他手里：你是客人，客人要用最好的。
李大勇拿新毛巾擦了手。他的心里也像是被新毛巾擦过了一样，光亮，崭新，一尘不染。
过不久，李大勇在小区里拉电线悬挂国庆节的灯笼。那天贝贝一直守在旁边看稀罕。到吃午饭时，李大勇丢下满地的东西就走，顺口嘱咐了旁边的孩子：“看着点儿，不准别人动。”结果李大勇捧着饭碗时有女孩子来找他玩，他又陪着女孩子上街去做好看的手指甲，居然把干了一半的活儿忘得干干净净。下午回小区，才知道老实的贝贝一直在看守着那些电线和工具，贝贝的奶奶端个小凳子坐下陪着贝贝看。奶奶说，不看着不放心啊，东西被坏人顺走了怎么办？电线接了半拉，谁知道带电不带电？
那天李大勇是真的惭愧，在这一对心地淳厚的老人孩子面前，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很操蛋，做事太不靠谱，做人也太不靠边。
从那之后，李大勇在心里把自己定位成老人孩子的“守护人”。他督促自己每时每刻地注视他们，守护他们，帮助他们。是义工也好，不是义工也好，他这么做，跟责任无关，是因为心里需要，因为他做了之后觉得安逸。
每次在路边坐上三轮车，贝贝都不忘记跟大勇叔叔说“再见”。他还有一句要郑重声明的话就是：“我上学去啦！”
他上学去了。笑容满面地坐着，穿一身天蓝色的运动服，后背上像模像样地背着一个鲜黄色的小书包，心宽体胖的模样，活像一尊佛。他的手脸干干净净，头发是沾水之后梳出来的，一丝都不乱。他的衣服上没有一点污渍，眼睛里没有一点阴影。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纯净如水晶的孩子。
这一天，小区门口的值班保安是小巴子。他看见贝贝手臂上别着一块小布片，两指长，两指宽，上面还用红笔画上四条红杠杠，觉得好奇怪，走上去摸了摸，说：“贝贝你别的这是什么呀？”
贝贝歪过头看看自己的手臂，很自豪地答：“班长！”
小巴子不明白，还想接着问，奶奶急忙朝他挤眼睛。
上个星期贝贝的学校里来了一群红领巾，是附近另一所小学校的高年级生，他们到培智学校做义工，教这些智障儿童画画，剪纸，做游戏。贝贝发现几个哥哥姐姐的校服胳膊上都别着一块小臂章，上面画着一条、两条、三条红杠杠。贝贝回家比划着说给奶奶听，要求在自己衣服上也别上那么一块。奶奶费难了：一条、两条、三条杠，那是人家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的标志，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用。可是奶奶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拒绝贝贝。所以老人家就剪了一块布，拿红笔画上四条杠，别在贝贝衣服上。既满足了孩子的愿望，又不至于亵渎了少先队的尊严。
贝贝很开心，他觉得四条杠比三条杠更加了不起。他把别了布片的手臂伸给妹妹看，告诉它说：“是班长啊。”
妹妹真没出息，它不知道班长是个什么玩意儿，它用鼻子使劲地嗅布片，还试图伸出舌头舔，慌得贝贝赶紧捂紧了手臂喊：“不能吃！不能吃！”
既然不能吃，妹妹就没什么劲了，连一眼都懒得再瞧，趴到一旁打起了哈欠，搞得贝贝很扫兴。
奶奶安慰他：“妹妹不喜欢没关系，老师会喜欢的。好孩子才能戴上四条杠，贝贝要做好孩子哦。”
现在，贝贝戴着四条红杠杠的臂章去上学，满心欢喜，满脸得意。他宽容地原谅了小巴子叔叔的无知：叔叔不上学，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班长”。
“是班长啊。”他又一次为自己做了声明。
培智学校的程校长每周一照例要守候在学校门口。周一的这天很重要，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来上学，这些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在家中度过周末假期后，会对学校有陌生感，会想出种种办法耍赖，哭啊，闹啊，揪住家长的衣服不让他们走啊，进了校门一转身又要出门啊，总之会有一场又一场的闹剧和喜剧要上演。而这每一场剧目，都要等着程校长出面做调停，想方设法地把演员劝下场，把大幕合闭上。
周二周三，情况好一点了。周四周五，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学校生活，早晨站在校门口的时候已经是笑容满面了。可是两天的周末一过，闹剧和喜剧又一次周而复始地开场。
一星期又一个星期。一学期又一个学期。
真是累。真是麻烦。
可是，如果程校长的学生都像普通孩子们一个样，学校怎么会叫“培智学校”呢？教育局又为什么要百里挑一挑上程校长来担当责任呢？
程校长懂得她的学校的特殊性，也懂得她的学生的特殊性，所以每个周一的早晨，她都要早早地赶到学校里，站在大门口，打足了精神准备应付一切。
程校长瘦瘦的，看上去最多四十岁，头发修剪得很有层次感，脸上化了淡妆，穿一件橘红色的毛衣，配一条素色丝巾，鲜亮，喜气。培智学校的女老师，衣着都鲜亮，这是程校长的要求，因为她发现学校的孩子们对色彩都敏感，在缤纷的环境中会愉快，在清冷的气氛里会焦躁和暴戾。
是什么原因呢？这些孩子的脑瓜子里有什么特殊的构成呢？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今天好像还好，哭闹的孩子不算太多。十七岁的张天昊，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子，因为早晨出门时没有穿上他最喜欢的白球鞋，伤心得两眼哭成两个小红桃，都到了学校门口了，肩膀还在一抽一抽，喉咙里“忽”一下，“忽”又一下，像一个嗝接着一个嗝，叫人又好气又好笑。程校长问他妈妈，为什么没给他穿白球鞋？他妈妈就诉苦：白球鞋穿上脚就不肯脱，都臭啦，都要被脚汗捂烂啦，周末回家说帮他洗一下吧，结果鞋子晒了一天太阳还没有干，这孩子就闹成这个样。妈妈叹着气说，真是不懂事啊。
程校长转头对男孩：“给老师看看，你今天穿了什么鞋？”
男孩脸上挂着泪，努力地要抬起一条腿，一下子没站稳，身子往旁边歪过去，被程校长手疾眼快地扶住。
程校长略带夸张地惊叹道：“哎呀，张天昊今天穿的是一双新皮鞋呀！瞧瞧，多么漂亮的鞋，亮得能够照见人影子。今天我们该请你上台表演踢踏舞了！”
男孩马上就弯了腰，像个高度近视的人一样，几乎要贴着鞋面去审视自己的鞋。再抬头的时候，他已经皱起哭红的鼻子，眉开眼笑了。
他妈妈由衷地赞叹说：“还是程校长有办法。难怪孩子们都服你。”
程校长说：“是人都知道好歹，对他们多夸奖多说好话是没错的。”
男孩甩开他妈妈的手，兴冲冲地进了校门。每走一步，都把腿抬得高高的，怕人家看不见他的新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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