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你好吗？
八、妹妹你好吗？
李大勇的确还是个大孩子。富贵父母的独生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乖孙子，捧在手里含在嘴里长大的人。所以他的行为方式跟农村出来的小巴子他们不一样。小巴子他们在新建小区里做保安、做会所服务员、做园林养护工、水电维修工，是为了离开农村往城市里迁徙，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在城市里买下一套房子，接来家人老小，夫妻开个小店，孩子在城里上学，享受从小向往的现代化生活。他们做事巴结，生活俭省，有一分钱都要存进银行，脚踏实地没有幻想。李大勇不一样，他本来就是城市人，家在合肥，电力学院毕业，正经八百的大专文凭。他不需要巴结工作，不在乎钱，对什么都无所谓。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凭兴趣办事，自由来去，无牵无挂。
这样的李大勇，又怎么会跑到康盛小区当一个水电维修工呢？起因在他的父母身上。
正如小巴子所说，李大勇父母有钱。不是有一点点，是有很多。父亲是合肥的建筑包工头，手里正在承包中的楼盘就有三四个，屁股下面坐的是奔驰350，出门身后还要跟保镖。可是父亲有一点不好：他已经有了太多的钱，还想再有更多的钱。他把目光瞄上了政府里的建委主任。当然也不是行贿，行贿太直接，容易出事情，出了事两边都跑不掉。父亲想跟建委主任结上儿女亲家。建委主任的独生女，李家人见到过，模样长得很困难，又傲气，眼睛长到了额头上，看人只舍得用余光。有一次李大勇父亲把姑娘请到家里跟儿子见个面，她从头到尾都是在跟李家的一条松狮犬交流：抱它，亲它，喂它吃牛肉干，给它梳毛挠痒痒。对旁边坐着的李大勇，对唯唯诺诺的李大勇的父母，她正眼都没有瞧，更别提说话聊天。
李大勇坐了不到十分钟就拍屁股走路。你以为你是谁？耍大牌？老子比你的牌更大。
李大勇的父亲坚持要结这门亲。父亲是改革开放之初从农村一步步奋斗出来的，知道珍惜今天的不容易。父亲说，长得丑点没关系啊，如今不是时兴整容吗？我出钱，你带着她去一趟韩国，连整容带旅游，什么都齐了。父亲又说，脾气差点也没关系啊，做姑娘的时候是仗着老子的势，文雅一点说叫矜持，等她跟你成了亲，知道她的长相跟你有距离，怕你甩了她蹬了她，自然就会低眉顺眼做女人。
李大勇咬定一句话：我跟她没感情。
李大勇父亲愤怒：没感情算什么理由？
李大勇回答：没感情就是最大的理由！
父子两个就这么闹翻了。像很多电视剧里的通俗情节一样，两个人冲动之下都签了脱离关系的声明书。犟头犟脑的李大勇当着父亲的面，掏光口袋，昂首挺胸离家，搭一辆货车到了南京，开始他的流浪生涯。
父亲咬牙切齿说：让他好好碰几次壁，碰个鼻青眼肿，他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
李大勇偏就不稀罕钱。从小过的日子太好了，他拿着纸票子不在乎。他找过几份工作，有的嫌苦，有的嫌不自由，有的嫌不轻松，最后跑到康盛小区当了水电维修工，才算对了胃口。小区的工作自在啊，派工单一领，自行车一骑，活儿干多干少就看他愿意。
常有业主投诉物管会：报修电话打了两天了，为什么不见修理工上门？经理一查问，派工单早就分给了李大勇，他上班溜出去打电玩，派工单团在口袋里成了废纸。
要换成是别人，这么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早就被炒鱿鱼了。可是李大勇炒不得，因为小伙子聪明，技术精，别人弄不好的活儿，他一上手就灵。如今的住户家里装修都复杂，强电弱电弄得不好会打架，李大勇一上门，没有解不开的结。住户家里有电脑，电路出问题了，甚至程序出问题了，喊李大勇去调试调试，手到故障除。所以业主们又常常表扬他，点名要请他上门。
这个八〇后的李大勇，跟他较不得真。是不是富裕的独生子女们都是这副德性啊？
认识了贝贝和他的奶奶是李大勇生命中的一段异数。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和这一老一少如此地有缘分。他喜欢这安详的一家子。唐氏综合征的贝贝像个玻璃人，透明得不掺一丝杂质，在这样单纯的生命面前，任何的私念都觉得是肮脏。慈爱的奶奶优雅而安详，她明白生活的意义，尊重生命的本质，宠辱不惊，安守清贫，同样活出了精彩。甚至憨态可掬的大狗妹妹，它对李大勇的依赖和信任，也让他明白了什么叫“责任”。跟这样的一家人相处越久，他越感觉时间里渗透进了一种叫亲情的东西，这种东西绵长，持久，醇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大勇的生活分裂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一面是他的吊儿郎当，嘻嘻哈哈，上班溜出去打电玩，穿衣打扮没个正经样，女朋友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没有承诺，没有担当。另一面，他对贝贝友爱呵护，对奶奶尊重照顾，对他负责的事情，比如电动三轮车的搬运和保养，他尽心尽力，从不马虎。
连奶奶有时候都弄不明白他。奶奶会轻轻地叹气说：“大勇啊，孩子啊，你到底算是长大没长大？”
在别人面前他不愿意长大。在贝贝和奶奶面前他希望长得更大。这是李大勇对自己所做的结论。
没有什么不好。谁也没有规定人必须参照哪个标准活着。
贝贝离开康盛小区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李大勇记得，孩子走的那一天，花坛里的菊花还金黄粉紫，这才不过十来天，花变得有点憔悴了，好像被秋阳吸走了精神气，好像不堪秋寒愿意早早结束花期。路边的榉树开始落叶，保洁工们早晨扫一次，傍晚还要扫一次，每次扫完一条路，车斗里的枯叶都会堆成小小的山。香樟是不落叶的，但是叶片由青翠变成深棕，看上去老气横秋。只有银杏树的生命是在走向辉煌：一天一天地透明，金黄，像是满树悬挂的琥珀，流光溢彩。
李大勇穿着大色块的黑白毛线衣，骑着自行车，车篓里放着一摞浅蓝色派工单，车架上挂着帆布的工具袋，腰里别一套电工笔和螺丝刀，从早到晚地在小区里转悠。他貌似忙碌，其实很少登门干活儿，自己都说不上转悠个什么劲。后来他才发现，转悠的目的，只是为了从贝贝家的楼下过一次。每次路过，他就要停车，一条腿支在地上，一条腿搭在车座上，抬头往上面看。他看见三楼的窗户紧闭着，玻璃上有灰尘，有雨水流淌的痕迹，显出沉默和黯淡。有时候有麻雀挤在窗台上叽叽喳喳，不知道商量什么。还有一次一只大蜘蛛爬到了窗框上，来来回回地忙碌着，视察和丈量，仿佛是为选址结网做调查。
没有了憨乎乎的贝贝和“钟点巡警”妹妹，小区里真是少了一道风景啊。李大勇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一回走到贝贝家楼下时，他觉得自己听到妹妹在楼上叫，赶紧扔了车，兴冲冲地爬上去看，结果楼道里鬼影子都没有。回到物业宿舍，他跟保安小巴子讲了这件事，小巴子煞有介事地替他分析说，这种情况叫“幻听”，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耳朵有问题。李大勇气得踢了小巴子一脚：“幻你个大头鬼！”
他专门跑到超市里，找到妹妹最喜欢的肉松饼干，一家伙买了十盒，送到洪阿姨的办公室。洪阿姨嗔怪他：“你怕妹妹在我们家吃不饱？”
李大勇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怕你没空上超市。”
洪阿姨邀请他：“周末我要去福利院看贝贝，你要是有空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儿去。”
李大勇赶忙表态：“有空有空。”
他空着两只手，兴冲冲出门，没走两步又返回，恳求洪阿姨：“带上妹妹吧，贝贝肯定想它了。”
洪阿姨有点犹豫：“合适吗？人家那是儿童福利院。”
李大勇双手作揖：“求你了！”
洪阿姨似笑非笑地：“到底是贝贝想它呀，还是你想它？”
李大勇嘻皮笑脸：“都想。”
李大勇琢磨着，给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带什么礼物最合适。洪阿姨说她已经准备了“德芙巧克力”和“旺旺鲜贝”。李大勇觉得再准备吃的东西太重复，想来想去，给贝贝带了一只做成标本的蝴蝶，固定在洁白的海绵软垫上，装在特意从商店买来的透明塑料盒子里。这只蝴蝶漂亮得像个模特儿：纯黑色的宽大翅膀上，蓝色和绿色交杂的条纹熠熠闪光，绸带一般发亮，仿佛吹口气就泛出湖水的波浪。李大勇拿着这只蝴蝶特意请教了小区里的一个林业大学老教授，教授热心地帮他上网查资料，确认这是一只“绿带翠凤蝶”。教授说：“倒是很少见。”
当然很少见。为了逮一只品相好的珍品蝴蝶，李大勇专门跑到城郊一个带暖房的花卉养殖场，因为探头探脑表现怪异，差点儿被人当作偷花贼打一顿。
妹妹最有趣，这家伙肯定懂人话，因为它一听说去看贝贝，半秒钟都没停顿，“咕咚”一声躺下去，四脚朝天，连着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把粉红色的肚皮都露出来了。它一定想起了从前跟贝贝搂抱着打滚的日子。
洪阿姨用脚尖在它肚皮上点了点，规定了行为条例：“到了福利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人来疯啊，要把人家孩子吓着的。”
妹妹一骨碌翻起身，咧着嘴，舌头伸出来，嘻嘻哈哈的样子。
李大勇替它担保：“妹妹一向都不胡来。”
洪阿姨马上接话：“那好，狗狗出了事，我拿你问责。”
洪阿姨的儿子刚买了一辆“波罗”牌的车，很乐意当车夫，自告奋勇地要送他们去福利院。妹妹生平还是第一次坐小车，对窗外移动的风景很好奇，使劲地把鼻子和眼睛挤到玻璃上，逢到颠簸时，脑门儿把车窗玻璃撞得咚咚响。
福利院坐落在郊区的一条小河边，四层的楼房，回廊深深，院子宽敞，乍一看像座小学校。回廊的墙壁全部刷了白涂料，除去门窗，空闲处都画上了稚拙的儿童画，有森林，有河流，有动物，还有和平鸽，宇宙飞船，戴着圆形头盔的太空人。没有什么统一的主题，基本是想到哪儿画到哪儿，热闹，庞杂，零碎，凡俗。院子里放置了一组孩子的玩具：漆成黄色的滑梯，一端红色一端绿色的翘翘板，一台把手被磨得斑驳的旋转木马。还有一根两米多长的支起来的方木，高不及腿弯，洪阿姨想来想去不知道这件东西干什么用，问了福利院的院长，才明白这是土造的“平衡木”。
“院里经费有限，孩子的玩具都是土法上马，让你们见笑。”院长用手划拉着她眼前的一切，言词谦虚，脸上却是洋溢着幸福。
院长五十来岁，跟洪阿姨差不多年纪，高，而且胖，块头几乎是洪阿姨的两倍，健康的红脸膛，眉毛粗重，笑起来露一口闪亮的白牙，人很爽气。她身上穿着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保育员制服，胸脯把衣服扣子绷得紧紧的，袖口卷着，前襟和袖肩处沾着一些奶渍和粥斑，显然在福利院里是个亲历亲为干实事的人。
“贝贝蛮好，你们放一万个心。”胖院长笑嘻嘻的，“这孩子嘴巴甜，见谁喊谁，可有礼貌，可招人疼了。”
“他没想回家？”洪阿姨问。
“也想，有时候嘴巴里哼哼，不理他就没事。小孩子嘛，一开始都有个过程。你说像贝贝这样的，他能懂个什么？吃饱穿暖不就是幸福啊？”
洪阿姨觉得这话听起来有问题，仔细想，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李大勇朝洪阿姨看一眼。显然他的感觉也相同。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忽然从斜刺里冲过来，插到胖院长和洪阿姨之间，傻傻地笑。他的脑袋是歪的，肩膀、腰、半个屁股都是歪的，仿佛生下来的时候被谁像拧一件衣服似的拧了一把，于是就长成了这副尴尬模样。
院长啧了一下嘴：“马育民，你傻笑什么？老师教过多少次了，看见客人要怎么样啊？”
叫马育民的孩子赶忙转身，却发现“客人”有两个，洪阿姨和李大勇。他大概有一点为难，歪了头，两眼朝天上翻，想了又想，结果还是问院长：“哪个先？”
院长顺着他的话语答：“当然是年纪大的客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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