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事,总有自己为什么这样做的想法。人活在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中。
有些教师太忙了,忙得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想法。当自己的想法越来越少时,教师就变成了一个“行者”。
“行者”没什么不好。中国曾经流行“知难行易”的说法,意思是说:只有少数人是“先知”,只有少数人知道行动的方向和行动的理由,多数人并不知道也无需要知道行动的理由,他们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接受指令,去“执行”就是了。
于是,这个世界就切分出两群人:一边是思者(思想者),这是少量的精英;一边是行者(行动者),这是沉默的大多数。
照这样看来,“行者”其实是那些按照别人的指令去过日子的人。这些人在执行指令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执行有什么不好,直到要退休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为别人活了一辈子。
这样的人有“执行”的美德,也可能有“雷厉风行”的速度,有“四处行走”的忙碌。在非常时期和非常群体中,这样的人可能是那个时代那个群体中最可爱的人。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的人总得过日常的生活。日常生活意味着这个有自己的脑子,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赞成和不赞成,有自己的满意和不满意,有自己的保卫或者反抗,有自己的参与或者不参与。
总而言之,一个“日常人”如果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他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行动受他自己的脑子使唤,他的行动缘自他自己的想法。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会“三思而行”。他活在他自己的“问题—思想—行动—新问题—新思想—新行动……”的生活链条中。
教师为什么要做有思想的人,西方国家为什么强调为教师“赋权”?为什么一浪又一浪地呼吁“教师专业化”?为什么有人吁请“教师成为课程开发者”?
这不过是说:教师是日常人,在日常教学生活中,他不只是一个“课程”的旁观者、执行者、行动者,教师本人必须是课程的参与者、开发者、研究者。
可是,呼吁的结果多少有些令人感到尴尬和奇异:研究者、觉醒者在一边呼喊“教师赋权”、“教师成为课程开发者”,总有教师在另一边躲避“赋权”、拒绝“成为课程开发者”。
为什么?教师说,我们很忙。
教师确实很忙。没有不忙的教师,人们都在忙。
如果教师忙里偷闲,抽空坐下来,思考自己除了这样做教师,还可以怎样做并做得更好,这样的教师就成为一个反思型教学者,成为一个思想者,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有思想的教师总是为自己保留一份“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的心情;有了这份心情,教师就不仅行动,而且思想。这样的教师是为自己活着的教师。
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活得好好的,整个民族就有了希望。
快乐的教师到了要退体的年龄,他(她)会发现:我为自己活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