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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勋:上100堂早教课不如带BB去大自然

  李子勋 上一百堂早教课不如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

李子勋李子勋

  李子勋 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特邀嘉宾。是国内较早将心理学知识向大众普及的心理学家。曾出版《家庭成就孩子》《你在为谁而活》《婚姻的烦恼》《陪孩子长大》等关于教育、婚姻关系的著作,广受欢迎。

  在当前关于教育的各种焦虑中,有一种叫早教。

  广义的早教概念,可以从怀孕开始,一直到上小学以前。狭义的早教概念,是0-3岁幼儿阶段的早期学习。

  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商业炒作的裹挟下,当下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幼儿园小学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但幼儿园,0-3岁的早教,甚至胎教,都变成了有目的的学习。年轻的父母们急着将自己一两岁甚至几个月的孩子送至各类早教班,以求尽早地开发孩子的各项能力。这种早教有无合理性?是否真的有效?会不会拔苗助长而伤害孩子?心理学家李子勋的新书《早教的秘密》,即是解答上述问题。

  “现在我家里办了一个幼稚园,凡天气晴和的时候,我们就带幼稚生到外边去游玩。他们在旷野里跑来跑去,看见野花就采采,看见池塘就抛石子入水以取乐。这种郊游对于小孩的身体、知识、行为都有很好影响的。”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在他的《家庭教育》一书中,讲述了自己在民国年间开办幼稚园的实践经验。

  “上100堂早教课不如带孩子去亲近大自然”,针对0-3岁的早教问题,李子勋在新书《早教的秘密》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回归自然”的育儿方式。

  婴儿通常在户外会睡得香甜,两三岁幼儿哭闹着要出去玩耍,有过育儿经验的父母,大多会有这样的经历。儿童对大自然的迷恋,究竟源于何处?李子勋认为,大自然蕴含着巨大的信息系统与智慧,这是生命灵性的来源。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携带着巨大的知与识系统。

  李子勋称,孩子在未曾获得言语与理性思维以前,基本是依靠直觉行事的,要警惕和避免将3岁以下的孩子置身于过度的、轰炸般的社会信息或人文信息里,包括言语、人类音乐、城市环境、电子产物(电视)等,这些信息会湮灭孩子的自然感受力。如果父母能唤起孩子对大自然浓厚的兴趣,孩子的内心存积的信息与能量就会很饱满,孩子也会更有灵气,生命也更具活力。

  “回归自然”,当然不仅仅是亲近大自然,还包括顺势而为、遵循生命成长规律等含义。这种育儿方式,取自于平衡、节制等形而上的道家思想,却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生物学、心理学等理论相结合来解释早期生命现象,李子勋的视野很广阔,思维够发散。他将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方式,归结于早年的教育经历。7岁之前,没有读过什么书,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上大学时的医学院,在一个山林里面,接受大自然灵性的滋养较多,接受学校理性思维教育的影响较少。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李子勋觉得,他这一辈人年少时很少经历学业竞争,而当下的年轻父母基本都是70后、80后,从小就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一路走来,并将这种“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焦虑,延续在了下一代的身上,造就了当下的早教风潮。

  “我个人希望孩子在6岁前都不识一个字,最好的儿童读物是图片的流淌,没有语言的解释”,“最佳的母婴关系应该是母亲陪伴孩子到3岁,再重返社会工作”,李子勋的一些建议,在当下的中国几乎不太现实。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就可能过不了上小学时的测试关卡。让妈妈在家休假两三年再去工作,有几个单位能够接受?不过,李子勋觉得事在人为,这个问题总得有人去说,有人去想。他在给中移动、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大机构和外企讲课时,都会向领导们呼吁改善养育孩子的女职工的待遇,率先实行让妈妈带薪休假近两年,不影响她的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的母亲们把工作、前途、金钱、娱乐看得比陪伴孩子重要,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李子勋如是说。对于自己6岁的小女儿,他长期带在身边,打算10岁以后才送进小学。为了躲避雾霾,亲近大自然,他如今长期避居海南。

  他可算是一个温和而理性的践行者。

  ■ 对话李子勋

  孩子过早地成年化,是有风险的

  新京报:许多家长认为,婴幼儿时期是神经系统发展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刻,所以早教风潮就越来越盛行,你这本书就是为此提供一些缓冲的观念,那么对于三岁之前的孩子,你觉得现在家长早教的误区是什么?

  李子勋:孩子在认知方面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惯常的想法就是,越早刺激他的理性思维,孩子越聪明。聪明的判断标准一个是认字,对语言的掌握,一个就是学校学习,人类文化学习的适应。我们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训练孩子成人化,尽可能接近成年人的思维、成年人的想法、成年人的表达方法。孩子过早地成年化,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新京报:早教是一种中国特色?

  李子勋:在全球来看,就是中国独一家。其他的国家,我们很少看到,日本没有,韩国也没有这样干,其实他们压力很大,但他们对小孩子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中国式的教育。但中国式的教育是不是真的帮到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在科技、文化方面,真的出现了因为早教带来的优势?现在我们不好定论。因为早教风潮有十来年,这部分孩子还没有成为四五十岁科技的中坚力量。

  但是在西方的一些研究中,我们几乎都是一边倒地否定这样的效果,甚至日本和韩国人也不同意过早地教育孩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个隐含的商业动机,因为现在中国一切都比较商业化,比如胎教曾经很风行,但是经过大量的科学证明和研究,一些专门研究胎儿发展的人反对胎教。

  新京报:相比赢在起跑线的教育口号,你提出了让孩子赢在未来的口号,你觉得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李子勋: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父母的时代,他们将生活在他们的时代,对吧?今天的压力竞争其实都是伴随着七十年代生人而产生的。他们整个一生就伴随着考试,考证,这种把学习变成消费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二十年催生的,包括压力。其实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或者说1965年以前出生的人,他始终感觉不到太大的压力,因为他小时候处在了一种比较平淡的社会竞争的意识下,当时没有什么社会竞争,只要你不在部队搞阶级斗争。

  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还会延续父母那个时代呢?那就不一定。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出生后,并不像父母那样为了生存而奋斗,他们从小就活得很好。如果社会继续按照发展规律走,那么肯定到40年以后,中国也会是实行保障型的国家,那个时候竞争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怎么活得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或者成为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不管是事业、工作或生活,都是要自己去选择,并不随大流,不去听别人的。假设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社会发展规律去想,那么今天我们跟孩子灌输的东西,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能保障孩子理想成长,是社会失职

  新京报:你将3岁之前的阶段分为了依恋关系建立雏形期、依恋建设黄金期、知觉高速发展期、自我意识发展期,针对这几个阶段,分别该怎样进行早教呢?

  李子勋:在一岁前我们所有的教育,不是要教育他说话认字,而是发展他跟人的关系,尤其依恋关系,发展他跟自然存在的环境,我想这是一岁以前要的刺激。到了一岁以后,跟妈妈形成这种非常好的亲密关系,就重要了。到了两岁,孩子就可以和妈妈的依恋关系分开,去建立更多的亲密关系,比如跟爸爸、姥姥、奶奶,跟他同龄的孩子,等等。同时,一岁到两岁,又是他的很多知觉开始形成的时候,内部会自动生成结构和模式,所以要对他做一个大自然的刺激,让他更饱满。

  新京报:你提出孩子和母亲要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这是孩子与外部建立良好关系的心理基础。这需要足够的相处时间,以及相处时投入的情感,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中国的女性在生育前后受到的保障和照顾非常有限,甚至还容易受到企业的歧视。你觉得该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呢?

  李子勋:当然一个是呼吁。如果每个家长都有这个意识,国家就会向这方面偏移。为了保障母亲的时间,不管在西方和东方都有这个共识。不要说西方了,就说韩国妈妈和日本妈妈,她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是不会离开孩子的,很少说把孩子扔下来,就去工作,这么做的唯一就是中国。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我想跟建国以后我们追求男女平等有关。女士要出来工作,不工作就是耻辱。但实际上我们忽视了,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尽量地保障一个孩子更理想地成长,是社会的失职。因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是国家的未来。极端地讲,有一个孩子生活在贫困和缺少爱的环境中,未来的社会都是不安宁的。

  新京报:但是很多上班族妈妈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很难达到平衡,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

  李子勋:这当然是个社会问题,恰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实际上国家是可以做到这点的,至少让妈妈带薪养育孩子。我觉得这一点社会其实可以承担。我在很多大机构,像中国移动或者是中石化、中石油,还有很多外企公司,都呼吁那些领导人率先实行让生孩子的妈妈带薪休息,休假两年,不影响她的发展。每个企业率先这样做,一定开创中国的新历史,对吧?

  新京报:现在产假比以前延长了,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

  李子勋:对,所以总得有人来说,有人来想,那么这个社会变化就会尽快到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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