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血光之灾

  一件我有生以来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妈妈上班后的第四个月。

  妈妈上班去,我怎么办?姥姥有严重的心脏病,无法带孩子,而奶奶正带着堂姐,也没有精力再带我了。当时北京城里老一辈的河北保姆已经很少了,大多都告老还乡了;而新一茬的安徽打工妹还没大规模地过来——“保姆市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

  有需求,就有解决的路径。一些退休职工和家庭妇女很自然地把看孩子的活儿接过来了。

  奶奶为我的事着急,找到他们单位一个退休工人家属——姓曹的奶奶,请她帮忙照顾我。于是我被送到曹奶奶家里。这时,国家的经济开始呈现越来越好的势头,20年纹丝不动的工资也开始松动上涨了。大家手头比从前略微宽裕了一点点,再加上都只有一个独苗苗,对孩子的事舍得花钱,因此付给看孩子的工钱都比较多。爸爸妈妈每月给曹奶奶40元,几乎就是一个人一月的工资了。

  日子紧了几十年的曹奶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头都大了。见了人就得意地说:“这钱可怎么花呀?菜花,我吃!柿子椒,我吃!猪头肉,我吃!咱舍得花⋯⋯”

  爸爸有时去看我,不知为什么,他总有些不放心,就又偷偷塞给曹奶奶几块钱。这件事妈妈一直都不知道。

  曹奶奶还是很喜欢我的,但每天要忙着买昂贵的菜花和柿子椒,还要打牌,也就没有很多工夫管我了,所以经常采取“撒手放羊”的管理方法。我经常坐在过去那种竹子编的婴儿车上,一手举着半截果丹皮,一手握着一个包子,津津有味地自己吃、自己玩。妈妈每次从怀柔一回来,就到曹奶奶家来看我,把我的脏棉衣棉裤抱回家拆洗干净。而我远远地看见妈妈,就会在婴儿车里笑得手舞足蹈,对她挥舞着脏包子,花花的小脸上盛满了笑容。

  这天妈妈又像往常一样到曹奶奶家,没有见到我像以往那样坐在婴儿车里向她招手,反而老远就听见我声嘶力竭的哭声。她一下子冲进曹奶奶家,看见一大碗滚烫的稀饭洒满我整条胳膊。一瞬间,我的小臂上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足有一厘米那么高。曹奶奶老两口完全不知所措,妈妈抱起我就向医院冲去。外科的大夫和护士们都惊呆了,非常严厉地斥责道:“你们这是怎么看的孩子?太过分了,知道后果吗?”一个巨大的针管抽出了大水泡里的水,一层厚厚的药膏敷在我整条胳膊上,然后打上绷带。我的号叫变成抽泣,无力地伏在妈妈的肩上。大夫一再叮咛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感染。抱着被烫伤的我往家走,妈妈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心疼。她说那是一种绞痛,真正被尖刀扎在心上的痛。

  妈妈再也没有把我送到曹奶奶家。她请假在家陪了我整整一个月,直到我痊愈。妈妈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她都对我满怀愧疚。那段时间我每天和妈妈在一起,受到精心护理,虽然我还不会说话,但是妈妈和我心灵相通,我有任何一点点不舒服她都知道,很快就帮我整得好好的。姥姥、姥爷更是对我疼爱有加,我常常坐在姥爷的腿上享受院子里温暖的阳光,听他讲一些我完全不懂的故事。

  我的笑容更加灿烂了,眼睛在胖胖的小脸蛋上显得很小。小米豆成了爸爸打趣我的名字。此时的我站在爸爸跟前已经到他的膝盖那么高了。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爸爸拉着我的小手照了我一岁时我们的合影。照片洗出来了,妈妈看着还走不太稳的我,一个曾经模糊的念头突然清晰起来。妈妈说,以后每年她都要给我和爸爸照一张相片来记录我的成长,爸爸就是一把尺子。

  一岁的照片里,爸爸小心地护着随时会往前扑倒的我,英俊的脸上挂着憨厚爽朗的笑容。那时候,妈妈和爸爸都那么年轻,他们俩开心地笑着,讨论着每年的照片计划,却完全没有想过,多年以后,我也会反过来成为爸爸的尺子。

 

    本文由儒意欣欣授权摘自《时间都去哪儿了:我和老爸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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