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整体性”和具体性构成了天底下父母们巨大的忧虑。不只在座的各位朋友有，台湾天下杂志社的《康健》杂志，在2008 年曾做过一个调查。我也在山东、上海、四川、福建的一些中学做过一些抽样调查，大家可以看到，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忧虑是多方面的，而在台湾大概有55.8%的父母认为教育子女要比自己所从事的任何工作都要困难。在我调查的那些学校，因为面对的是初中和高中学校，父母们的忧虑指数更高了。认为教育子女比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困难的初中学生的父母达到了70%以上，高中学生的父母竟达到了92.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越大，父母越会觉得自己越难以“掌控”，这一切来自应试教育所形成的巨大的压力，对未来的忧虑、亲子关系的恶化，于是茫然感、无助感、紧张感成了家庭中四处弥漫的文化。

　　2008年上半年，我到山东济南某校做家庭教育的报告。这所学校是当地的名校，学生的父母大都是大学的教授、政府官员和成功商人，平时有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会对学校和班主任的工作有些不以为然，在家校沟通方面情况欠佳。那天也不是休息日，学校通知的是晚上六点半开始做讲座，很多家长是一下班就饿着肚子从全城各处赶来的，六点半之前，人就全部到齐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在灯光昏暗的操场，坐在孩子的小方凳上听讲座，无人说话、接电话、出去方便或早退。后来学校的老师说为了这次讲座，校领导都捏了一把汗，生怕这些家长也像平时一样不给学校情面，中途人走了太多，让讲座者难堪。我说，其实我在全国各地的家庭教育讲座，听众的认真程度都比较相似，大家作为学生的父母，都是心怀忧虑的人，在很多家长“不给情面”的背后，恰恰是一种对自己孩子成长的深度关切，只不过有时候由于诸多因素，这样的关切表现得有失分寸和理性。作为学校当然也要充分地理解作为深度焦虑一代——“深焦一代”——学生父母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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