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任性的父母只能教出任性的孩子。这种父母最近特别多。

　　刚才的2个事例是20年前的事。被这样养育出来的孩子现在到了生育年龄，加入育儿大军。自我中心、任性的性格就这样被再生产，在社会中不断自己增殖。

　　助长这一现象的是“孩子中心育儿法”，而且最近在一些任性的父母演绎下，变成了“以自家孩子为中心”。对父母来说，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自我本位”的意思，那已经是育儿之前的问题。

　　快感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区别使用，不只是父母们的道义心与道德意识的狭义层面上的问题，还涉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人类智慧的问题。

　　对幼儿来说，当他们做不好的事情时，如果父母不明确对他说“不行”，他自己是无法区分好坏的。人们总说“将父母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是不好的”，这其实是“孩子中心主义”思考方式的延长。

　　有些观点，比如“孩子有自己变好的能力”，“交给孩子自主性好了”，“孩子自己也有决定权”等，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根据。育儿不是空想，我们讲讲现实中的育儿吧。

　　首先，父母有必要用成人的价值观明确地告诉幼儿“善恶的区别”，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长大以后如果孩子感到这种价值观有什么不对，他会自己谋求改变，那算是“改革”。如果从一开始什么价值观都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孩子，他们的“改革”只能是重复无序放纵的“破坏”和“摧毁”。这就是当今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

　　能乐( 日本的一种传统艺术 )演员世阿弥( 1363—1443 )曾经说过“守、破、离”三个字，这是讲能乐的修业，“守”就是保持传统的能乐的形式，孩子3到5岁的时候严格要求他记住能乐的基本形式。在这个修行中要求将能乐的古典形式分毫不差地记在心里，表现在形体，一遍一遍地练习。而“破”是要求打破这种形式，因为被古典的模式束缚就不会有能乐这种艺术的进步。最后的“离”是要求甩掉羁绊，创造自己独有的天地。

　　但是，无论怎样，在“守”的过程中，记忆里古典的能乐的形都会绵延不断地静静地流淌在内心深处。因为如果失去了这种形，就不再是传统的能乐。

　　这种教训现在也通用。14到15世纪的世阿弥时代也好，现代也好，人类的本性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简言之，最核心的“基本”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从“零宽容方式”引进以后，孩子们都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大人的价值观。美国的孩子在学校教育的早期就被一丝不苟地教给了以下的事情，对祖国的热爱，对教师的尊敬，对父母的敬爱，对朋友的友爱，对弱者的体恤，欺负人是卑劣的等。

　　“将成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是不好的”，至今仍然坚持这种幼稚的观念的只有日本。

　　那么会不会诱发孩子对成人社会的反抗呢？对未成熟的孩子来说，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正确的价值观是他们的“未竟之梦”。

　　只有教才能掌握的

　　孩子只有从父母或教师那里才能学到可以称作价值观的善恶判断能力。如果不在幼儿阶段告诉孩子“不能杀人”，孩子是不知道的。

　　孩子大脑的大脑边缘系中通过DNA而天生输入有关杀人的冲动，也叫“战斗冲动”。

　　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是一样的。从那个冲动中枢大脑边缘系中发出这样的命令“有人侵入我的领地了，杀了这碍事的家伙”。

　　而可以控制这种“杀人”欲望的是“不能杀人”的正确价值判断，还有阻止杀人意识的强大的自我抑制力，这成为防止杀人的脑内抑制系统。

　　遗憾的是，这种重要的“价值判断”和“自我抑制力”是高层次的脑功能，也就是说属于大脑新皮质的功能，不是本能冲动。它不是由孩子通过遗传基因天生所得，而是出生后通过训练才能获得的。自我抑制力的训练最重要的时期就是3岁之前，这是临界期，我已经再三说明。

　　中学里发生重大的杀人伤害事件时，校长每次都会集中全校学生训话“我说过，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这种对应已经太晚了，可悲的顺序颠倒。被杀的一方是不幸的，杀人的一方也是不幸的。

　　这种事件不是因为道德意识的缺失，即使有这方面的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本应在孩子3岁之前发育好的眼窝前额皮质功能不完善、太脆弱，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发展成了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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