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们加强对儿童的关注，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许多重要的教育实践： 意大利的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苏联的马卡连柯(Makarenko)，英国的萨么黑尔(Summerhill)，法国的斐涅(Freinet)……保护儿童的意愿也开始出现： 英国于1908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对乱伦的法律。

　　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发生了一些主要的变化，它们既归因于经济的腾飞，也是医学进步和社会斗争，尤其是妇女斗争的成果。

　　人们愈来愈不认为孩子是一个累赘。避孕与流产措施使人们可以决定是否要孩子出生。借助无痛分娩(以及后来的硬膜外麻醉)技术，孩子可以在更好的条件下出生。分娩不再总是与噩梦联系在一起，生育不再总是意味着不幸。

　　这是一种根本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已经衡量这种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对整个变化对“妇女利益”的意义确实已经做了很多阐述，但是我们对于它对母子关系以及儿童本身形象的影响的研究则比较少。

　　然而，还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因为分娩对母亲来说不再是种折磨，所以孩子从“原罪”中得到了解放，而背负“原罪”有可能妨碍他的一生。医学使那些从前惯于在摇篮前向母亲散布恐怖预言的巫婆再也无法行骗。生孩子不再是件痛苦的事，所以孩子不再是女性注定只能付出牺牲、忍受痛苦且代代相传地位的鲜活证明……至于母亲，生育孩子不再受迫于“义务”的压力(你“应该”成为母亲、“应该”承受做母亲的痛苦)，而能够成为一件满足欲望、带来快乐的事情。

　　这种新的生育体验无疑促使儿童从此成为母亲的伙伴而非精神包袱，被后者视为一个人、人的个体。这种新的认识对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印象也产生了影响。

　　另外，社会保护以及技术革新(“婴儿小罐食品”、一次性尿布、洗衣机等)极大地方便了孩子出生后头几年的物质生活，而我们知道，这几年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难熬的。一战后期，儿童的生命仍然会受到威胁(千分之四十五的婴儿生下来就是死婴，活下来的婴儿有千分之五不到一个月死亡，千分之十五活不到一年)，而此时由于儿科学的进步以及各种疫苗的发现，儿童的存活率越来越高。家庭不再沉浸在死亡焦虑中并摆脱了日常生活的重压，开始能够更多地处理与孩子间的关系，可以考虑孩子可能的未来并为此进行准备。

　　与此同时，儿童科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研究对象的年龄越来越小，降低到三岁之前，直至新生儿(如今人们已经在研究胎儿)。人们关心他们的发育与学习，为其创造专门的场所、设备以及新的工种。1945年，现代意义上的托儿所出现了，1960年心理学家进入其中工作。

　　最后，最主要的转变可能表现在人们对儿童的认识有了改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精神分析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不但说明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而且指出了童年对人一生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通过将儿童变为大人命运的主宰，精神分析学颠覆了人们想象中的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其影响深远。

　　首先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必须重视儿童的心理现象，并担负相应的责任。既然一切取决于儿童时期，那么怎么能不从这个年龄起就开始照顾孩子呢？在这种对儿童担负责任的过程中，精神分析学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几个层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弗洛伊德之后，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开始从事对儿童的分析［海尔曼·范哈戈海尔穆斯(Hermine von Hug-Hellmuth)，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学者步前者后尘，建立了一些机构(例如1945年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在芝加哥的工作)或者投身儿童医护领域的研究(儿科学，精神病学……)。 20世纪50年代，人们仍将好动的婴儿拴起来，或将婴儿丢在哺乳室，让其独自吮吸夹在襁褓里的奶瓶，这些学者们就在那些地方培训人员，为促使人们重视儿童的欲望和生命经历而战斗。

　　还有一批学者，例如英国的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各种媒体向大众宣传儿童时期的重要性。

　　在揭示儿童时期重要性的同时，精神分析学也改变了对父母与孩子关系的描述，弗洛伊德理论表明这种关系是根本性的。

　　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指出和说明了父母在孩子成长中所起的作用，使这种作用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它把父母的责任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因而引起有些人的不满。那些人由于对一些文章的误读，或者由于把某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错误做法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混淆，从而指责弗洛伊德及其门生使父母产生犯罪感。这种批评自此不断得到响应，后面我们将有机会指出其不当、模糊之处以及对“儿童利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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