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儿童和父母与孩子关系给予合理重视、用情感和责任来衡量这种关系，人们又是如何走到如今使爱过度膨胀、将我们淹没其中这一步的呢？

　　这个问题可能非常复杂，没有哪位精神分析学家敢声称凭一己之力可以解决，它需要我们进行跨学科的深入研究。然而，虽然丝毫不敢说很全面我们暂且能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

　　首先我们应注意，在如今21世纪初，这种全方位的“爱之颂”与教育观念的逐渐淡薄是相辅相生的。人们越是歌颂爱，就越忽视教育……爱的过度膨胀可能源于一种误区，即“孩子也是人”的理念导致人们忘记了他是一个“构建中”的人，其成长离不开成人的权威作用以及他们的教育准则。

　　在这种误区的产生中，精神分析学无疑也起了一定作用。这不是因为其强调教育中心作用的理论本身，而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的错误解读。

　　的确，这样的解读常常是强调儿童的欲望，并偷梁换柱，将这种欲望变为当事儿童高高在上或为所欲为的法宝。究竟是怎么做的呢？人们要么忘记了任何欲望都受到禁忌的约束，都有限度(我们什么都可以想，却非什么都能做，比如： 我有权希望邻居死掉，但无权杀死他)；要么因害怕孩子受伤害而拒绝对其设限(“我曾多次告诉他不要在客厅墙上乱画，但您能要我怎么办，我总不能阻止他进行自我表达……”)。这种观点滑稽可笑而且极具毁灭性，尤其是1968年以后，它使许多儿童无休止地陷入伪精神分析解释的泥沼中(这些解释一般都采用软绵绵的语气)，难以听到有利于其成长的教诲，他们将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这样的解读具有破坏性，尤其因为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它伴随着他们从个人接受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匆忙得出的结论。的确，一些人因为在分析治疗中发现他们曾经是教育压抑的对象而惊慌，从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的父母曾经使用的专横或虐待式的教育方法与教育本身混淆起来，认为教育是绝对不好的。因此，他们在自己为人父母以后，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会不知所措，害怕使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并且根本感觉不到自己作为父母应有的地位：“每次我要求孩子什么事情时，就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但是仅用个人经历来试图解释我们的“爱之颂”是不够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

　　如果像上文提到的那样，对爱的歌颂同时伴随着教育愈来愈大的缺失，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思考一下“爱之颂”相对于这种缺失占有什么位置，例如它的出现是否正是为了给这种缺失提供一个借口。从这个角度看，“爱”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或许是一种简便的逃避态度，每当教育出现缺失，它就使人能够改弦更张，卸除父母对孩子应负的教育重担。

　　如果上面的假设成立(在我们看来是成立的，因为像我们所说的，事情在现实中通常就是这样发生的)，它就会引发两个系列的问题。一方面，为什么教育会出现缺失？源头是什么？另一方面，为什么人们不是正视它，而是用一种意义遭损的“爱”的华丽服装来伪装矫饰它呢？为什么要取消父母的责任？为什么要这样保护父母，保护他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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