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对儿童和青少年违背社会准则行为的解读，在各个方面经历了类似我们上文所概括的演变过程。

　　的确，司法最初也没有儿童的概念： 在数世纪中，儿童的过错受到与成人过错一样的处置，人们对10岁的孩子与60岁的老人采取相同的审理和判罚办法。后来，法律逐渐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未成年人”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断得到明确和发展，1945年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司法。

　　这个司法历程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因为如今它已走出一种我们可以形容为危及儿童的情形。

　　未成年人司法及其基本原则最近在很多方面受到质疑。因此21世纪也正面临在儿童司法领域发生倒退的危险……

　　菲力普·夏约法官在其《司法面前的儿童与家庭》一书中阐述了从中世纪到当今时代司法对待儿童方式的演变。

　　旧王朝时代

　　菲力普·夏约说，法国旧王朝时代的法律对未成年人没有作出任何特别规定。原因很简单： 不存在未成年人的概念。儿童受到和成人一样的审判，在某些情况下，当人们认为他们在违法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时，人们最多会对他们从轻处罚。

　　1791年的大革命刑法典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采取了两个措施： 规定成人年龄为16岁；提出了新的量刑标准： 判断力。从此，法官量刑时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的理解能力。

　　确定成人年龄的同时，1791年刑法典同时也引入了未成年人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双重未成年人概念，因为一方面是根据年龄确定的——16岁以下，另一方面则根据当事人评价自己行为的能力： 判断力。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使得立法者区分开两个阶段。一个是“具有判断力之前”的阶段： 年少的被告因为当时不具备理解其行为的能力而不受法律惩罚，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他要么被送交父母管束，要么被送到教养所；另一个是“具有判断力之后”的阶段，因为当事人被认为已具备足够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应该受到刑法处罚。

　　由于创设了一个“采取刑罚措施前的阶段”，1791年刑法典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它使人们在这个阶段采取教育措施成为可能，即当儿童因未到法定年龄和缺乏判断力而不受法律制裁时，可以对其进行教育。

　　1810年刑法典

　　1810年刑法典重新提到了上述三个要点： 判断力，未成年的免刑条件，在刑罚之外采取教育措施的可能。

　　这部法典也标志着另外一种变化： 在最初“判断力”的司法标准基础上，“可教育性”司法标准逐渐出现，而且终将取代前者。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的确，“判断力”会引向孩子是“微型版成人”的观点，孩子的判断能力可能被认为和其身高一样是有限的。

　　相反，“可教育性”让人联想到儿童的现代概念，即个体逐渐发育的概念。这种概念建立在两个观点的基础上，其一是认为儿童对其行为的理解能力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其二是相信人们可以通过教育促进这种能力的形成，帮助孩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使其逐渐能遵守社会法则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因此，1810年刑法典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突破。但不幸的是，尽管它体现出重大进步，却几乎没有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在19世纪初，未成年人的状况仍然很可悲，因为“后勤工作”跟不上： 实施法律所确定原则的经济条件匮乏。当时，没有任何可以接收少年犯的机构，所以他们一直被关押在成人监狱或者被送往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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