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爸爸的头沉沉地垂在自己的胸前，抬不起来。爸爸好可怜啊。那朋友洞察力太差，以为他的一番话令我的爸爸陷入了反省，就来劲儿了，没完没了地说上了，一边说，一边喝茶，还不停地叫我妈妈给他的杯子里加水。他以为他立功了。那天是周末，他来我们家总要跟爸爸喝点酒的。但是，爸爸在心里已经取消了这顿酒，爸爸用沉默在下逐客令。按照往常的习惯，这酒在下午六点钟就该喝上了，可是，到了七点钟，爸爸的那位朋友还没看到有喝酒的迹象。他肯定在想，今天的酒可能要推迟一些时候了。到了晚上八点钟，爸爸的朋友还没看到喝酒的希望，就有点儿坐不住了。他面前杯子里的茶水也干了，也没人再给他的杯子里添水。爸爸的这位无辜的朋友站起身告辞了。爸爸也没从沙发上站起来送送。朋友走后，妈妈埋怨爸爸：“你今天的事做得太不近情理了。”

　　爸爸已被压抑几个小时了，突然就喊叫起来：“谁能理解我的痛苦！”

　　爸爸的喊声吓了我一跳，我哆嗦了一下。妈妈说：“你吓着陈土了。”

　　爸爸就走到阳台上，用巴掌拍打阳台的水泥台，狠狠地拍。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在那一瞬间，爸爸显得很可爱。但是，爸爸还没从自己的坏情绪中走出来，就瞪着我说：“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

　　我的嘴巴开始咧了。因为爸爸不在水泥台上拍自己的手了。妈妈说：“你就接着拍吧，为了让陈土高兴，就牺牲你的手吧。”

　　爸爸委屈地说：“我也太倒霉了。”

　　我开始哭。

　　爸爸就继续在水泥台上拍打自己的手。我看着爸爸的动作，心里就涌出了无限的快乐。爸爸受不了了，他的手不能再拍下去了，他的手疼。他从脚上拽下自己的一只拖鞋，用拖鞋底在水泥台上拍打。

　　我不愿意。手和鞋底敲打水泥台的声音绝对不同，我不允许爸爸随便地应付我。我开始哭泣。我躺在床上在争取自己的快乐。

　　妈妈对爸爸说：“陈土让你在做事情时，一定要认真，不能掺有水分。”

　　爸爸就只好继续用自己的手拍打了。这样，我和妈妈都笑起来。

　　我的头发确实是件困扰全家人的大事。爸爸和妈妈带我去了许多家医院，医生专家都说没什么问题，只是说这孩子的头发生得比别人晚一些罢了。

　　有一天夜里，妈妈给我翻身时，惊叫了一声。她在我的后脑勺上发现了一根两寸长的头发。它被我压在脑后，没有被别人发现。

　　第二天早晨，我会走路了。

　　在医院里，爸爸和妈妈让医生看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奇怪的头发。一个医生看了半天，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医生的身后又跟了一个医生进来。两个医生围着我的脑袋转圈，他们的眼睛里显得很迷惘。爸爸最心急，不停地问：“我家陈土的头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年岁大点儿的医生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爸爸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这么说，我家陈土的脑袋能不能生出头发，你们搞不清楚？”

　　妈妈在一旁捅了一下爸爸：“你急什么？”

　　年岁大的医生看了看我爸爸的头说：“也许……是遗传的关系？”

　　这一句话就把爸爸弄急了：“什么遗传？我小时候长着满头黑发，过了三十岁才开始脱发。现在的问题是，我儿子一岁了，只长出一根头发，一根，我搞不懂，你们医生也搞不懂？你们是医生呀！”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年轻的医生用缺乏耐心的眼睛瞪着爸爸。他的一双穿着锃亮皮鞋的脚尖，焦躁地敲着水泥地面。我当时正被妈妈抱在怀里，我要求下地。妈妈就放下了我，她也累了，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走了几步，站在了年轻医生的身后，掏出我的小鸡鸡，从容不迫地在那双锃亮的皮鞋上撒了一泡尿。年轻的医生先是叫了一声，然后朝卫生间跑，干净的走廊上清晰地留下了一行湿脚印。

　　妈妈站在卫生间门外，隔着那扇门对里边的年轻医生赔礼道歉。

　　在医院大门口，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人时，爸爸用手捋着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孤发说：“你小子长本事了。”

　　妈妈说：“这叫本事？你会夸儿子吗？”

　　在我一岁到两岁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后脑勺子上飘着那根孤发跑来跑去。全家人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下，我那根头发还在不在。全家人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担心遭到意外。它最长时，达到了六寸。

　　有一天，我后脑勺上的那根孤发竟然没了。全家人围着我，只会说一句话：“那根头发丢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脑勺上也不长眼睛，哪里看得到？”

　　爷爷采用的是启发式教育：“陈土，告诉爷爷，今天在外面玩时，都有谁摸你的脑袋了？”

　　我说：“没人摸我的后脑勺。”

　　爷爷不信：“再想想，没人动你的后脑勺？”

　　我说：“我想起来了，我的后脑勺没人动，我把小仪的辫子拽乱了！她还哭了。”

　　我两岁生日时，全家人都吃惊地发现我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两根头发。按着一年只长一根头发的数量计算，把我们全家人都算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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