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虽然还在念高中,但已经在两个国家,3个城市上过10所不同的学校和幼儿园。”人众人教育集团总裁杜葵坦言,儿子的这种动荡生活跟自己的工作角色有关。
在加入人众人之前,杜葵曾体验过三种角色:在北京,做过《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后来到比利时留学,再后来回到上海,变身成柯达(中国)的高管。“我的生活半径总是在变,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前至少住过8个不同的地方。到了后来,儿子终于忍不住跟我抱怨,‘爸爸,每次我刚要在一个学校成为好学生的时候你就让我转学了。’”
时间仿佛是杜葵的天敌,他每时每刻都在与之“抢夺”。“时间是不可能被管理的,我能管理的只有自己,让自己有计划地做事,而且做事还要有优先顺序。”杜葵不停地忙于计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陪家人吃一顿普通的晚餐也是如此,连孩子迟到5分钟都不能容忍。“只争朝夕”的工作风格带回家里却使得“全家都紧张”,儿子说:“回到家就不能像领导,要有另外一种方法。”
杜葵现在从事的就是“教育”别人的工作,于是,试图影响别人已经是附着在他身上一道看不见的印迹。但这道印迹反射到儿子身上时却遭到了抵触。“儿子不经意间的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开始检讨自己,计划性强对于工作、管理而言,可能是好事。但把它带到生活里来,有时确实会给家人带来压力。”
现在,杜葵开始慢慢学会接受来自儿子的“教育”。“当儿子跟我表达他的‘不喜欢’或者意见时,我得学会接受。现在我就经常反省自己,我的某些做法,儿子不接受,那员工也许也不愿意。多跟儿子交流,有时的确能帮自己完善在管理方面的不足。”
“好为人师”的习惯,再少一点
在家里,孩子有点怕杜葵,因为他总是给儿子定规则,有时还略带“强加于人”的味道。每每遇到问题,儿子向杜葵讨教时,杜葵会迅速地用自己的逻辑分析后,告诉他有两个选择,不是一就是二,“一般在我这里很少有三。”
“好像一件事只能有A和B,没得选,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应该还有C。不过他只给出了A和B,我虽然都不情愿,也还是在A和B中选了一个。关键是A和B的理由都很充分,这让我觉得要是没用他的选择,我会很对不起自己。”坐在杜葵身旁的儿子笑着说。
这种“好为人师”的职业习惯同样“传染”到他对待员工的态度。杜葵作为职业经理人刚刚“空降”到人众人的时候,公司曾经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令他吃惊的是,在“沟通”一项上他的得分很低,因为直接下属与他沟通时都很“怕他”。
“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平和的人,很容易沟通”,杜葵感到委屈,“我没有摆架子啊。”后来一问原委才知道,员工被他强大的“逻辑”和“道理”震住了。当下属来找他谈话,表达想法时,杜葵的反应同样是马上给出“一二三”,急于解决问题,但“其实很多下属来只是为表达他的想法,而不是要你说服他。”
“他是没有摆架子,但就是给人一种压迫感,”儿子在旁边补充,“我本来是问一个很小的问题,结果他一引申就很严重,上升到思想问题了。”
在杜葵看来,“好为人师”的习惯跟他从事的教育职业和自身的性格都有关系。“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愿意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对方,对待孩子,我总是带着成人的观点去要求孩子。对待员工,我总是想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却忘了学会倾听。”
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杜葵开始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得学会接受自己的孩子,包括他的思想意识、行为特质、状态等等。只有尊重他才可能获得他的认可,这一点在任何关系里都适用。”
现在,杜葵会更在意员工的一些行为习惯。“开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先别说、别说,或者压到最后再说。”因为员工常反映“你的沟通能力太强了,反正说得都有道理,没啥可辩论的”,杜葵刻意压制着自己“好为人师”的习惯,扭转这种局面是为了鼓励员工尽可能地表达自己,达到沟通的真正目的。而这一感受恰恰是杜葵从“学会接受自己的孩子”中领悟到的。
尊重孩子与员工的自主性,再多一点
杜葵是个非常注重计划的人,“看看你周围,越没计划的人越忙。”有限的时间在他眼里弥足珍贵。“凡事早计划,要养成提前和别人预约时间的习惯,不要轻易打破别人的计划,尤其是当领导的,更要注意这点。如果当领导的没计划,整个组织就会更忙、更乱。”
他把这一套做事风格带到了家里,却不受欢迎。
每次下班回家接家人外出吃饭时,他总会提前5分钟打电话,如果他们来晚了,杜葵就很着急,“我不能容忍到了这里还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无事可做。”
为了5分钟的时间空白他懊恼不已,但更懊恼的是家人,“连吃饭这件事也要弄得全家都很紧张”。杜葵为此反思过,“这是个人行为方式的不同,你这么做习惯了,但是别人会很不舒服。”毕竟,工作和生活不同,不能把生活也像工作一样计划。儿子说,回到家不能像领导,在家里应该有另一种方法。
杜葵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调整。“儿子的话让我感觉尊重并接受对方的行为方式有多么重要。现在回到家里,我都会有意识地调整放松自己。”
慢慢地,杜葵和儿子间的交流产生了一种良性的互动。“现在我比较开心的是周末回来他会主动和我聊天,说说学校的事情。”杜葵望着身旁并不多言的儿子很欣慰。“遇到小事不会找爸爸,因为他见我的时间少嘛,我不愿意每次爸爸看到我都是心情不好的样子。”儿子不紧不慢地解释着,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有时候看到爸爸挺忙挺累的,就不给他添麻烦了。”
随着这种变化不断地“蔓延”,杜葵越发尊重孩子的自主性,还有孩子的感受。孩子原本并不愿接受采访,杜葵抱歉地解释,“他前几天刚满18岁,我要尊重他的权利。”记者留心到,当儿子讲话时,杜葵只是坐在一旁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却从不打断儿子说话。“他们(父母)有他们的人生,这些车、房也不是我的,我将来会有自己的车、房,其实路还要自己走。”
现在,杜葵也常和员工讲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照顾别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感受,否则即便目的达到了,但效果不一定好。”
所以,杜葵在公司里倡导的也是一种“快乐领导力”,尊重员工,让员工充分发挥自身的自主性。“我们的企业文化强调的就是员工自主性的发挥,整个工作氛围比较宽松、快乐,公司里没有什么权威的感觉。”
杜葵甚至不建议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公司,因为一旦离开这里,很难再找到类似轻松快乐的文化氛围,“在这工作久了,换其他的工作以后会难以适应。”
“专注”工作与生活的态度,再深一点
和人交谈从不打断对方的谈话,开始这对杜葵来说只是一种沟通技巧、职业需要,后来潜移默化成无意识的习惯,再后来演变成必须遵守的规则,因为这代表了一种专注做事的态度。
在公司,人人都知道他的习惯,如果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请不要敲门打扰,因为这时杜葵一定要独立专注地处理一些事情;如果门是开着的,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打断他。
“因为我觉得在今天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的年代,专注特别重要。所以我在和员工谈话的时候,什么电话都不会去接,既然决定了做这件事就不要再想其他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事情投入,才能做好一件再接着做另一件。”采访时,家里二楼的电话已经响了无数次,杜葵纹丝未动。
这是杜葵对专注的理解。说起杜葵对“专注”做事的体会,还是来源于儿子跟他自己的交往。
杜葵曾经和儿子有一个约定,每周五下午留出一个小时和他聊天,但是刚开始的效果并不好,“我们坐在一起都心不在焉,我容忍他开着电视,他容忍我手里拿着商业杂志。”一个小时下来,沟通没起到任何的效果。时间久了,孩子开始慢慢拒绝这种形式的交流。“事实证明,不专注很难把事情做好。”
为了找一种方式能让自己和儿子真正地单独相处,前年暑假,两个人选择了徒步古长城,为期10天。因为“要带着儿子去拓展”,杜葵将手头工作交给同事,放下所有的事情,关掉手机,以免期间被打扰。“这段时间,我只想专注地和儿子好好相处。”10天里,杜葵和儿子一起风餐露宿,一起相互扶持,父子关系上了一个台阶,这段经历对于杜葵和孩子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
杜葵坦言,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因为人生有的课永远补不了。儿子出生的时候杜葵还在国外,太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我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刻。”因此每每听说员工快有宝宝了,杜葵都会告诉他们,“你太太比工作重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她身边。”
留出一点时间给孩子和家庭,这对领导者而言并非易事。“也许等他长大了就不想和你一起做什么了。所以,一定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机会。”杜葵为此绞尽脑汁。当初设计儿子房间时他可谓用心良苦。杜葵没在儿子房间里摆写字台,而在屋外的开放空间布置了很长的工作台。“如果他进屋读书,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我想多创造一点共同空间。”
当被记者“直白”地问道:“您觉得,您是好爸爸或是好领导吗?”杜葵的回答更是简单而直接,“我是个好领导,但觉得还不能算是个好爸爸,尽管很多人都说我是了。”此时,坐在一旁的儿子抬起头低声说:“他是个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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