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孩子培养成优秀的大人物,除了要具备前面提过的六种能力外,还需一种能力,即人际关系能力。人际关系并不仅仅指怎样与能力强或地位高的人相处,人际关系也不在乎知识的深浅,地位的高低,真实的人际关系,是认可所有的人。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与社会公益服务是分不开的。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我的孩子们做得很出色。
三儿子洪柱当选为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时候,邀请了近70多名的学校职员到自己家里做客。有位白人老奶奶含着泪水说:“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工作了近30年,一次也没有被邀请到院长的家里。”为此,她一直跟我的三儿媳妇说谢谢。在耶鲁大学,洪柱是第一个将从园丁、警卫到秘书、工作人员等全部邀请到自己家里吃午餐的院长。这种做法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其实在洪柱看来,邀请同事们吃顿饭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大儿子京柱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担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时,要领导6000多名职员。任职六年来,虽然平时的工作非常辛苦,但只要是他认为应该受马萨诸塞州保健政策帮助和影响的地方,京柱都一一去拜访过。
记得当年京柱在就职仪式发言时说,自己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所以他会将促进少数民族的保健和健康作为自己的一个政策。只要有钱,就会努力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墨西哥人和黑人等多争取一点医疗保障。
为了防止有些外国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清楚自己的权益范围,京柱亲自将那些权利和法律政策全部翻译后贴到了饭店等公共场所。
马萨诸塞州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共服务部,有近130年的历史。因此在马萨诸塞州施行某种政策的时候,其他州也会效仿。京柱努力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推行了很多政策。比如,他强化癌症预防政策,加强减少不必要的手术等医疗政策,不仅为美国人,还为韩国人和美国的其他少数民族谋取利益。
小儿子定柱为了帮助聋哑人,还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学会了手语。我们认识的一个牧师夫人因为一场大病而失去听觉,她总是在用手语,我们都听不懂,但有一天,我看到定柱竟然用手语跟她打招呼,我感到非常吃惊。在大家都没有走入牧师夫人的世界,冷落她,对她有偏见的时候,定柱试图了解她,跟她沟通,并且帮助她。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为帮助聋哑人而组织的露营,并自愿担当替聋哑人发言的新闻记者。
后来我才知道,二女儿庆恩也认为要帮助有语言障碍的穷人,就必须要懂得手语,她也在学校的夜间部学会了手语。
你发现了吧,我和我的孩子们总是说要帮助弱者,这是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的教育。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是企业家,所以家里请了保姆、园丁、厨师和司机。但我母亲经常叮咛我们:
“父亲母亲需要,才会雇用这些人,他们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能让他们做事。”
因为母亲的叮嘱,我们学会尊重他们,真的从来不给他们添麻烦,甚至在路上看到我们家的车经过,也不能上车,除非与父母一起外出的时候,父母同意了,我们才能坐车。那时,在首尔,有私家车的人家很少,每次我朋友们看到我们家的车就说:“你们家的车啊,让他们带你吧!”我回答说:“那是我父母的车,我不能坐。”每次说这话,我的朋友们都是满脸不能理解的表情。
由于父母的影响,我们夫妇和孩子们也努力地尊重每一个人,真诚待人。因为对人亲切,朋友自然就会有很多,朋友多了,学到的就会更多。互相帮助,彼此成为彼此的力量,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实质所在了。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是领导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资质,这是无可非议的。
我先生的突然去世,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际关系的重要。当时我怀着巨大的悲伤通知其他人(包括很多孩子们的同事)参加追悼会时,也在担心没多少人会来。因为在美国社会,不去参加同事父亲的丧事,是很寻常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同事竟然一涌而来,他们中很多人是业务繁忙的律师和医生,都是坐飞机从外地赶过来的。我问了孩子们,他们说朋友和同事之间有默默的约定,每当谁家有事发生时,他们都会互相帮忙,所以电话一联络,他们都赶到了。
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使得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讲堂都有点拥挤。我先生葬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从举行葬礼的耶鲁大学过去,中间有着三小时的路程,但是那里也有很多人聚集着等待灵车的到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安慰了我们全家的悲伤。
我记得当时,天空还下着很大的雨,人们在外面搭上了帐篷等着我们。我看着那些人,他们有的忙碌,有的静默,对我们说着节哀顺变的话,真诚地缅怀先生……我沉浸在那种感动里,并深深地体会到先生和孩子们所积累的人际关系的宽度和深度。并不是说毕业于名牌大学、在名牌大学当教授就能够拥有好的人际关系,只有真心待人,服务别人,这一切才能成为可能。我知道,在这一点上,先生和孩子们都做得相当棒。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人离不开人。我们需要这种人际关系,它给了我们支撑,甚至是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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