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有一座城市，从它的中心街区向左数，住着十二户人家，向右数也住着十二户人家。左右十二家各有十二个姑娘，中间一家住在核心位置。可是，左边的十二个姑娘过得都很悲惨，死的死、伤的伤、有病的有病、被掳走的被掳走、被遗弃的被遗弃……没有一个过得好；而右边十二家却很幸福，生活美满、妻贤子孝、夫妻和睦。中间这一家的父母会让孩子跟左边十二家多接触，还是跟右边十二家多接触呢？

　　比如：把一个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个例假不正常的女孩子中间，一般而言，三个月以后，这个女孩子的例假也会变得不正常了；但是把一个不例假正常的女孩子，放在五个例假正常的女孩子中间，她的例假照样是正常的。假如让一个孩子经常和一些过得很悲惨、不成功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变得和他们一样，不被影响的概率非常小。

　　《大河文摘报》曾经刊载过这样一篇文章：要想算算你的收入，就把身边最近、或者你第一反应能想到的5个人写下来，把他们的收入平均一下，你的收入就会在他们的平均值左右。“科学”有三个要素，第二是可重复性，第三是有量化标准，第一要素——就是要有普遍意义。对于不普遍的事物，它们属于“自然概率”。比如：有一个癌症病人，被判断为肺癌，同时被判断为癌症的可能有100个。其中95个去世了，有5个好了，这5个是同样的医疗条件、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是被医治好的，而是自愈率。因此，任何事情都有5%的例外。

　　60%到70%情况下，母亲可以决定孩子的一生。我们最大限度地让孩子向良性方向发展，就有更大的几率让孩子生活幸福。如果家长自身或在出发点上，就让孩子与不幸结合、被不幸文化感动，会在最大程度上让孩子受害。每个有爱心、爱孩子的人，只能让孩子跟右边的十二家接触。

　　假如一个母亲非要让她的孩子跟左边十二个不幸的孩子接触，非要让女儿跟这12个死的死、残的残、离异的离异……的接触，这个母亲怎么了？不会有哪个母亲真的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这样的文化——《红楼梦》，全国人民都在看，许多母亲正在让她们的女儿浸在不幸中。原因是红楼梦写得很真切、文笔好、艺术水准高、感人至深。

　　太多的人是以这个事情“真”与“不真”，或者这个事情能不能打动我作为判断标准。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曾经，有一位男士愤愤不平：“我过去真的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作为判断标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我在单位混得不好，就是因为我爱较真儿。有一个同事跟我说：‘老张，小李骂你。’我说不会吧，我们俩关系很好啊。他说：‘就是因为你们俩关系好，他对你了解多，才骂你。’‘骂我什么？’‘哎呀，说不出口。’‘那我得去找他！’我找到小李，非要问。小李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当时喝了点儿酒，没说什么。’‘不行，我有证人，你来给我作证。’小李结结巴巴说：‘我……当时确实骂你了，我说……你这种人就是……没良知……龟孙不如。’ ”全公司的人都在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了“老张龟孙不如”，本来就是一两个人知道，这下大家都知道了。他说：“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得弄清楚这件事，这件事是真的。现在，我才知道，办任何事、花任何精力以前都要考虑：这件事情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成功健康幸福，如果不会，‘真的’也与我无关。”

　　如果努力会带来灾难，会伤害到你的自尊、荣耀、财产，何必要努力呢？这个人开始接受了我的观点。心理学研究强调不要以“真”与否来判断事物，一定要以你做的事情能否带来“成功、健康、幸福”为标准。

　　如果人把80%的精力用到某件事情上，你可能也就是获得40%的收益；如果你把80%的精力都用在追求“真”，而“真”有80%都是伤害你的部分，你成功的几率就很低，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如何判断我们接触的环境和人，是否对我们有帮助？其实很简单。你接触的人，首先看成功与否、健康与否、他活得好不好。不可能你所接触的人表面很成功、很健康、活得也很好，而内心是极度恶劣的。人可能一时装成这样，但如果一个人，二三十年都很成功、很健康、很幸福，而内心很恶劣，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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