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的独子，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由于没有兄弟，所以小时候我就跟着两个姐姐玩。尽管有姐姐带着我，但我仍然羡慕有兄弟的家庭。现在我的儿子也是独子，他的同龄人大多都有兄弟姐妹。因此作为父亲，我非常明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如做孩子的玩伴、朋友。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给他讲述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于1967年加入步行大串联的行列，从九江经过南昌、长沙到达韶山，最后由于三令五申禁止串联，又只身来到广州。返校后我被造反派追杀，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乘船逃至九江市，在亲戚家避过了风头。1968年我被下放山区，一个人在野兽出没的地方翻山越岭。1976年寒假恰逢大雪封山，交通中断，我就背着1岁的孩子，步行二十多里路从学校赶到火车站，回到南昌看望我的父母亲。回想起来，也许就是我的这些生活经历，在儿子心中勾画出了一个男子汉的形象，让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也选择了坚强。

　　后来调到县中学教书时，春天，我经常与儿子一起放风筝；夏天我们一起去钓鱼；秋天我们一道郊游；冬天，我们一道滚雪球、堆雪人、拍雪景照。寒假回到南昌祖父家过年，我就带着儿子和几个小外甥们一起放烟花、冲天炮。

　　孩子最开心的是跟着我钓鱼去。学校地处郊区，附近水塘、小渠很多，我经常带着儿子光顾这里，我们常常坐在河坝旁边的草地上，一边垂钓，一边享受自然风光，有时还会下河捕捉小鱼小虾。利用钓鱼的机会，我开始教儿子：怎样制作诱饵？怎样养殖蚯蚓？怎样判断有没有鱼？怎样利用天时、地利条件？怎样从浮萍的震动方式判断鱼的种类？我们一起用小米、大米和白酒制作诱饵；一块儿搬来木箱，挖来泥土，用水果皮在箱内养殖红蚯蚓。我们的战利品养在一个以前用来洗澡的红色的塑料大脚盆中。有了鱼，孩子的宝贝“鲁鲁”就不会闹粮荒了。可是“鲁鲁”经常趁我们不在时偷鱼吃，当老爸的我心疼自己的“战利品”，有时会粗暴对待“鲁鲁”。孩子总是请求老爸“脚下留情”！现在回想起来，老爸我既后悔又惭愧！

　　孩子十岁时，我们调到了省城一所农业大学工作。初去农大时，我们住筒子楼，有一条约二十米长、两米宽的走廊。孩子喜欢在这里打弹子，我就陪他打，打弹子可是我的强项，一、两米之内十发可以达到九中，常常乐得孩子哈哈大笑。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又教儿子骑自行车。开始我在后面扶着，由于初学不够放松，车经常往一边倾斜，累得我满头大汗。孩子的小伙伴很多，见状主动过来接替我。也许孩子之间更加容易沟通，孩子放松了，自行车也就不倾斜了。很快孩子就能够轻松自如地骑车了。

　　1989年儿子初中毕业，我们全家随学校去厦门旅游。厦门大学侧门就是大海，这里有鸦片战争时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著名炮台。可能是对历史的兴趣，孩子不停地抚摸着那长长的炮筒。我们拍下了有纪念意义的这一刻，那时的他只有十三、四岁，在照片中却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

　　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我们还给儿子购买了两本集邮册并且与孩子一道集邮。一次去厦门，孩子在邮局门口见到一套非常漂亮的邮票，标价为35元。尽管他一再要求，但苦于囊中羞涩，我最终还是没有给他买下来，这使他万分扫兴。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还有一丝悔意。

　　我从小就贪玩，小学爱踢足球；中学爱上了乒乓球；大学热衷于篮、排球。我的父亲大学里是武汉大学三大球队队员，篮球队队长；母亲在南昌二中校运会上常常获奖。孩子的外公、舅舅们都是足球迷。也许耳濡目染吧，孩子高中时迷上了足球，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高中时，每周六下午放学后，他都要与同学踢场球。大学里，他的评球文章还在清华大学校报上发表。2000年8月，他作为嘉宾，做客当时的上海有线电视台，对全国足球甲A联赛发表评论。2001年他被《南方体育》报社聘为驻巴黎记者。

　　作为朋友、玩伴，我还是孩子羽毛球、游泳的启蒙老师。孩子初中时对羽毛球发生了兴趣。到了高中，羽毛球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功底。爱好体育运动的祖母退休在家，每逢星期天，两人在宿舍前的空地上，一个血气方刚，一个宝刀未老，只见羽毛球在空中飞舞。待祖孙二人大汗淋漓，方才鸣金收兵。

　　孩子妈妈经常向他灌输：“女子嫁什么样的男人，必须先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人。”作为父亲，我时时刻刻都努力地作好孩子的榜样。儿子长大后告诉我们：“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思：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说母亲更多地代表人的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父亲则更多地代表了人的社会属性。在孩子的社会化方面，父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哲学家弗罗姆曾经说过：“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对于男孩子来说，父亲是他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模特”，而玩耍，尤其是体育运动是通往男子汉的桥梁。看见如今的大男子汉，我感到欣慰！作家王蒙曾经调侃：“母爱是与生俱来的，父爱则是后天培养的。”在与儿子的游戏、玩耍中，我的爱心也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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