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获取知识和提高个人修养的能力

　　“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汉代刘向语)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莎士比亚语)

　　“学习为保健性的理解力。”(一瑞士人口学者语)。

　　读书是很好的学习，同时也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总之，读好书不仅是有效的求知途径，而且还有益于身心健康，这就如高尔基所说的“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

　　读书的兴趣培养得越早受益越大。孩子的年龄越小，读书的兴趣越容易培养。在孩子幼年时期，我们的确需要对培养读书的兴趣给予足够的关注。

　　由家长教孩子的时代终于该结束了，而用“有思想的人”的书去“影响”他们的时代来临了。

　　关注一、千万不要把母语当外语学习，注重语言的组织和运用能力

　　首先，走出“误区”。

　　学龄前及小学低年级的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常出现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重识字

　　在孩子的学龄前教育中，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一些“高素质”的家长，让孩子大量识字。甚至有许多的幼儿园以“识字班”来作为商业炒作的噱头。他们声称可以让孩子在上学前学会五六千字。甚至让他们的培养成果去展示：不少的四五岁的小朋友，能够拿着大张的报纸读得书声琅琅。让很多家长艳羡不已。于是那些识字班成了众多家长追逐的热点。岂不知，把孩子给害了。

　　在台下采访那些“神童”时才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念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只是运用老师教的识字的“法门”“读字”而非读书。学过这些技术的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在二三年级前，他们确有识字的优势，四年级之后，优势消失，相反倒成了劣势。因为读书对他们来讲，没有了任何感觉，从而对读书失去了兴趣。

　　第二个误区：背古诗，学古文

　　有很多“很用心”的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培养了很多的“小天才”。他们能背诵几百首的古诗词。更有甚者，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班”。这些班的开创者是台湾台南大学的王财贵教授。

　　我们不是不要传统的“国粹”，而是主张知道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太小时候古诗文的背诵主要是锻炼了孩子的机械记忆能力，跟背圆周率小数点后的一千位一样的没有用处。而应该让孩子多说、多读“白话文”。

　　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是语言大师，都是文言文大家，自小读古诗文长大的，以他们的智慧和见地，既然这么“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那个时代，自是有道理。

　　实际上，无论在语法方面，在书写方面，还是在读音方面，世界语言的趋势是越来越简单。语言的功能不是“文字秀”，而是表达思想，快速传播思想。从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推广《圣经》，德国的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到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把文化全都还给大众，让语言更加的简单。

　　语言简化的趋势，依然继续着。语言正向“直接口语化”迈进。现在因为电脑的普及化，语言已从写字向打字过渡。随着语音录入技术的发展，未来的趋势是只要对着麦克说话，电脑里就出文章，真正的成了“出口成章”。这一天的到来将不会超过10年。有许多的语言学家惊呼这是“倒退”，不管是倒退还是进步，这的的确确是趋势，是潮流。站在整个世界的洪流面前，我们所做的是顺势而为，绝不是逆流而作。毫无疑问，我们的经史子集是人间瑰宝。既然是宝，等到需要的时候，自然人们会回来寻找。一定是“需要的时候”，否则，宝之不宝。珍珠金银固然是宝，但对于不知钱财有何用处的孩童而言，也只能是徒增几件玩具而已；对于沙漠中遭受饥渴煎熬，正在艰难地找寻可以让自己延续生命的水和食物的跋涉者而言，那是累赘；婴儿从断奶到进食，吃的是蔬菜汁和稀粥，而非人参燕窝等大补食品。人只有在衣食无忧时，才会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追求；需要是探索的动力源泉。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豪，是二三十岁后才开始进入高深的国学领域，开始钻研经史子集，也成了一代大师。比如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王财贵教授是这么说林语堂老先生的——“鲁迅、老舍，读古书长大的。林语堂、梁实秋，读古书长大的。什么叫白话文？不好好思考这点，万世不得超生！”)。下面是林语堂先生的女儿林太乙女士，给林老先生的名作《京华烟云》的序中的一段话：

　　“…… 父亲出生于1895年，在林家六兄弟中排行第五，他的父亲林至诚是一名长老会牧师。自学成才的林牧师把自己一切新知的热爱传给了孩子们，并决定让儿子们学习英语接受西式教育。靠着一笔借款和兄长的资助，林语堂进入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英语上，同时也涉足了神学，因为他希望像父亲那样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涉猎使林语堂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他因此把专业改成了哲学。

　　1916年，林语堂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接受了北京清华学校的教职。这里有着浓厚的中国历史氛围，他由此认识到所受基督教教育的范围实在太过有限。他知道约书亚以号角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哭倒长城而寻获丈夫尸骨等的民间故事。语堂决心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于是开始流连书肆。他羞于跟他人打听哪些是必读的重要典籍，只好向书肆店员请教这些问题(作者注：从1895年至1916年，此时的林先生已经21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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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英文版《京华烟云》外研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文字，是不同时代的人表达思想的工具。思想是不受语言限制的。语言为思想服务，思想不是语言的奴隶。伟大的思想不会因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而不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用英文表达出来，不会英文的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样可以通过翻译理解接受；孔圣人的思想用古汉语写作，不懂古汉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同样把她评为影响人类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

　　同理，伟大的思想当然也不会因为语言变得简单而失去其伟大之处。《圣经》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最早用希伯来文写成，后来被翻译成古希腊语拉丁语。在宗教改革中被广泛译成许多国家自己的语言。英文版的《圣经》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目的也不外乎使其能更容易、更广泛地流传。

　　第三个误区：片面夸大电视的学习功能

　　不少的家长以为电视具有教育和学习的功能，所以在孩子的小时候和孩子一起看电视，等他们长大后，又把他们扔给电视。等孩子慢慢长大后，开始着迷于电视，家长才着急，可已经管不住，特别是放假，家长上班，孩子一人在家，能管住自己不看电视的孩子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大多数家长认为孩子看电视多了，一是损害眼睛，二是影响学习，其实，电视对孩子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