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的代孕婴儿，是地下代孕机构这一灰色产业链呈现出来的一个混乱的事实之一。在相对模糊的法律底线与相当混乱的行业规范之下，代孕中介几乎可以随意操弄，而由此带来的行业欺诈等行为屡见不鲜。

　　由于代孕生产的技术手段缺乏严谨管束，风险巨大，代孕生产环节隐患重重。在技术层面之外，代孕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和伦理风险，更是难以评估。

　　代孕，是指能孕女性同意将他人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分娩新生儿的行为，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近年来，随着代孕技术的日益成熟，一些适龄夫妇因种种原因选择代孕服务，并由此催生出一个庞大而混乱的地下代孕产业。

　　这条产业链的一端是渴望孩子的夫妇，另一端是以出租子宫获得高额酬劳的代孕妇女，连接两端的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代孕中介，以及谋求私利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面对一些特殊人群对代孕的较大需求，混乱而复杂的产业链潜藏着诸多隐患。一个个地下代孕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需要解决的新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

　　灰色地带行业

　　米姐最后一单生意离奇“失手”，代孕行业的内部混乱是主要原因。

　　米姐说：“徐宁二人与我合伙时，也接其他中介的活，而那些中介可能又有其他人合伙，总之，大家的合作是比较随意混乱的。”

　　米姐是较早进入代孕市场的中介。在来广州之前，她曾通过网络联系到吕某，并跟随他学习了几个月。吕某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中介，曾在几座大城市设立了其代孕服务机构。米姐说，现在圈内多数中介都复制了吕某的经营模式。

　　总体而言，中介是整个代孕行业的纽带。他们依靠熟人介绍联系客户，根据需求给出相应的“套餐”并签订“合同”。此后，中介的合伙人——往往是从事生殖工作的医护人员——为客户完成促卵、取卵、取精、胚胎培育等手术。

　　胚胎培育成功后，中介开始寻找合适的代孕母亲，并安排她们接受胚胎移植。一般，中介还要为代孕母亲提供怀孕场所、负责各项检查，直至孩子出生。在整个流程中，客户、技术人员、代孕母亲几乎都与中介单线联络。

　　“这几年为了技术人员的信息安全，客户往往是被蒙着眼睛带去做手术的。”米姐说。

　　在谈及这个浸淫多年的灰色行业时，“混乱”是米姐提及最多的词语，“大家觉得反正客户也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受害也是吃哑巴亏，所以代孕中介几乎可以肆无忌惮”。

　　据米姐描述，代孕中介的欺诈行为也是业内常态。比如有的中介向客户展示“高品质”的捐卵者——即相貌姣好、体态出众、学历较高的女子。客户采用“高品质”卵子，需要付出“盲捐”卵子价格的5倍。不过，中介收钱之后，也可能并不真正使用“高品质”卵子。

　　而为了满足客户性别选择的需求，一些代孕机构甚至不惜反复堕胎，直至将男婴交给父母。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广州一家名为“精诚”的代孕中介，其负责人声称，若选择“包生儿子”套餐，则需一次性支付80万元。对方表示，其与合作医疗结构、医生都签有保密协议，并有相应额度的保证金。而对于手术的安全性，该负责人则轻描淡写地表示“没有问题”。

　　链条隐患重重

　　地下代孕生产隐患重重。

　　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刘见桥表示，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允许进行试管婴儿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操作程序与代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在于试管婴儿的胚胎植入卵子提供者，而代孕则是植入第三人来代替怀孕。

　　“代孕行为属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专业水平、从业经验等根本无法保证，这就大大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刘见桥说。

　　此外，代孕母亲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依据相关法理，虽然中介一般与代孕母亲签订合同，以明确相关风险及责任，但由于此类合同明显违反民法通则、合同法中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本就属于无效合同。

　　关于性别选择，宁医生向记者介绍了不同的技术，并称，只要客户交更高的费用，就可以在胚胎培育阶段享受“选”男孩的服务。“我们采用的是第三代技术来选择性别，虽然不能保证100%，但成功率很高。”宁医生说。

　　所谓第三代技术，是指第三代试管婴儿手术，其能在胚胎移植前对遗传物质进行分析，筛选健康胚胎移植，防止遗传病传递。刘见桥称，该技术的确能够在胚胎阶段实现性别选择，并且已应用于临床，但使用范围有明确规定。

　　伦理问题凸显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多年来从事人口和医学伦理等问题的研究。据他介绍，目前国际社会对待代孕主要有3种态度和做法，即允许代孕、有条件允许代孕(亲情代孕和志愿代孕)以及禁止代孕，我国对代孕采取禁止态度。

　　董玉整表示，虽然如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允许代孕，但其带来的伦理、法律、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对乳母都要唤一声‘母’，称其为奶妈，以感谢哺育之恩。那怀胎十月的代孕母亲该怎么称呼呢？”董玉整说，如今，代孕母亲获得酬劳后就不再、也不能与孩子有任何联系，代孕母亲与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委托生育的经济关系——代孕者通过代孕造人而实现经济目的，父母则通过付出金钱而实现造人目的——它让生儿育女成为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这是对生育以及人性的亵渎。” 董玉整说，“人”变成可以直接交换的“物”，变成“商品”，于是，“人”的尊严、意义和价值都将被改写，“人”变成了“人”的工具。

　　董玉整认为，由于精子和卵子的来源和组合不同，所生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会变得复杂不明，有的甚至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而父母、代孕母亲、孩子都是社会的一员，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中，这些都必然会带来诸多现实问题。

　　首先是孩子——社会如何对待代孕所产的孩子？他们会不会遭到歧视？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疾病或其他问题，孩子会不会遭到虐待甚至遗弃？如果父母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其次是父母——社会以及父母的亲属将如何看待父母？父母会真心对待代孕所生的孩子吗？夫妻之间会不会因为代孕而产生矛盾，甚至导致家庭破裂？父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赡养吗？

　　再次是代孕者——他们在代孕过程中以及因为代孕而产生的流产、难产、并发症等诸多健康问题，都将现实地影响她们的生活，她们今后将如何向自己的丈夫、家人、孩子，解释自己的代孕行为？

　　董玉整说，以上种种问题和隐患，都显示目前代孕在我国不适合合法化。“何况中国人口众多，这些问题一旦被放大，可能造成更加广泛、更加严重的后果”。

　　建立完善法规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打击代孕市场，后者虽受一定遏制，但仍是暗流涌动。

　　据媒体此前报道，在国内多个大城市，一些代孕中介、医疗诊所违法开展代孕、买卖卵子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业务，并由此形成黑色产业链。在2010年，广州一名商人通过2名代孕母亲产下8胞胎的消息，曾引发舆论热议。

　　早在10多年前，前卫生部先后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均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

　　“虽然卫生部禁止代孕，但其约束对象是医院和医生，在此之外的代孕中介相当于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遇到检查，大家就往角落转移。最开始手术往往是在大医院做，有些是三甲医院，后来转到社区医院了，现在甚至转到民居了。”米姐说。

　　近年来，相关部门进行多次专项整治行动，每次都查出若干医院及个人从事代孕活动。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12个部门成立全国打击代孕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并联合制定《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旨在严肃查处非法展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和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

　　部分学者指出，商业代孕处在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的状态。董玉整认为，只有从法律法规的层面明确代孕行为的非法性质，才能严格和彻底地打击代孕行为，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和患者的合法权益。

　　“就目前状况来看，单纯依靠专项行动来整治代孕市场，尽管投入很大，但很难彻底清除代孕行为。”董玉整说。他建议需要尽快建立关于代孕行为的相关法律，将代孕行为是否合法的界定提升至法律层面，以提供其在整个社会范围的约束力。

　　代孕双胞胎

　　父母之谜

　　不久前，一对双胞胎男孩在广州呱呱落地，本该庆祝的乐事却愁煞多人——他们的父母是谁，如今成了一桩悬案。

　　原来，这对双胞胎婴儿是由代孕中介牵线，由代孕母亲所生。而亲子鉴定却显示，其与寻求代孕的夫妇并无血缘关系。更加诡谲的是，代孕中介内部因利益纷争而散伙，致使胚胎信息无从核对，两个初来人世的婴儿竟无人认领了。

　　代孕之子并非精卵提供者

　　“这俩孩子怎么办啊？”面对无人认领的双胞胎，代孕中介米姐(化名)愁容满面地说。

　　米姐从2009年开始进入代孕行业。在这个灰色行业经营多年后，米姐想要离开了。“看不到前景，毕竟是个摆不上台面的活，现在市场太混乱，有些怕了。”米姐说。

　　然而一切并不遂愿，最后一单生意拖住了米姐离开的脚步。

　　去年年底，在米姐的安排下，客户李丽夫妇的胚胎被植入到代孕母亲薛小(化名)的体内。李丽夫妇40余岁，由于高龄产妇怀孕风险极高，夫妇俩提供了卵子和精子，寻找代孕者。胚胎植入数月后，监测显示未出生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男孩，李丽夫妇、米姐和薛小都为这次合作感到高兴。

　　今年8月15日，双胞胎男孩在广州顺利生产。按照以往的操作流程，米姐支付了薛小20万元酬金，随后准备将孩子转交给李丽夫妇。而在正式转交之前，米姐还需要完成一项例行工作——DNA亲子鉴定。“这就是走个流程，让客户彻底安心。”米姐说。

　　然而鉴定结果显示，双胞胎婴儿与李丽夫妇俩均无任何血缘关系。这让米姐大吃一惊，“做代孕这么多年，整个圈里从没听说过亲子鉴定出问题的”。而得知双胞胎并非亲子，李丽夫妇极为不满，他们没有带走孩子，也没有向米姐支付相应的费用。

　　米姐说，代孕母亲的酬劳和代孕环节的部分费用都由她先行垫付，双胞胎无人认领，既让她损失数十万元，更为新生儿的去向感到束手无策。

　　米姐不得不在广州租下一间房，并请专人照看两个孩子，各种费用全部由她一应承担。

　　无法查明“父母”的孩子

　　代孕环节出现离奇错漏，让米姐反复回忆最后一单生意的前后经过，试图找到出错的环节。

　　2012年5月，远在河南的李丽夫妇与米姐取得了联系。当时，李丽夫妇已育有一女，但仍想要个男孩。

　　在取卵之前，李丽在广州接受了连续多天的激素注射，以便能够取得足量的卵泡。2012年6月底，在米姐的安排下，李丽在广州市白云区某医院通过手术取出卵子，并与其丈夫的精子在试管中培育成5份胚胎。胚胎随后被冷冻，并由代孕中介安排保存，以便日后移植。当年底，李丽的胚胎被先后移植两次，但都因停止发育而告失败，此后直至2014年底才再次开始移植尝试。

　　胚胎被长期搁置，并非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代孕母亲，而是米姐的代孕中介出了问题。

　　当时，米姐与徐姓和宁姓的两名医生共同经营代孕服务，徐医生在网络上的公开身份为广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而宁医生的真实身份目前尚未得知。

　　按照米姐的描述，宁医生是代孕环节各项手术的“操刀人”，“技术比较好，成功率很高，代孕生意的技术环节很大程度依赖于她”。

　　米姐说，2012年左右，宁医生与徐医生之间，因为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宁徐两人最终分道扬镳。“散伙时，宁医生拿走了

　　医疗设备和客户资料，李丽的信息也因此无从核对。”米姐说。

　　在胚胎冷冻近2年，并经历了合伙人之间的纠纷之后，此时李丽夫妇的胚胎资料，仅剩胚胎试管外的一张标签，其上除了“李丽”的名字外，再无更多内容。当年12月22日，3份贴着“李丽”标签的胚胎在解冻后植入薛小体内，手术在惠州完成。

　　在李丽的代孕发生差错之后，米姐曾向宁徐两名前合伙人核对，但两人都不愿再问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