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未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与幸福的相关性，无论中外研究都有证明。科尔曼(Mark D. Holder. Ben Coleman)以432名9-12岁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作为调查对象，证明了积极的亲子关系与儿童的幸福感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58]。同样，许多国外的亲属关系研究也表明，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密切联系，对于父母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苏斯曼(Sussman.M,1959)发现，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对老年妇女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可以让她们比配偶多活大概8年。

　　在中国，宣教中心的研究同样证明表明，与子女的关系好坏对于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作用。这份研究对子女关系的操作性指标有，与子女交流时间长短。调查显示，幸福感评分随受访者与子女交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最高得分是每天超过2小时的交流群体(7.634)，最低得分的是几乎没有交流群体，幸福感得分只有5.819，差距显著。但是研究报告显示，与子女关系不好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小于与父母的关系。这份研究还测量了成年人同父母亲属的关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与父母关系和谐者的幸福感得分最高，为7.9，比较不和谐和不和谐的得分最低，仅有4.456分。数据显示，成年人与父母亲属的关系对于其主观幸福水平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人大财经委的调查以子女教育情况来测量亲子关系与幸福的关联。他们的看法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子女教育不仅仅关乎他们的职业发展，更是社会地位的认同。结果证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的幸福感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这份调查还以是否需要赡养老人来测量成年人与父母的关系变量与幸福的相关性。这个设计是否合理值得商榷。结果显示，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有无老人需要赡养对于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

　　众多的国外研究证实，拥有家人、伙伴、亲戚、朋友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这种重要性的表现，就是所谓归属感的产生。用中国人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活得踏实，有亲情，有牵挂。中国的研究同样证明了和谐的家庭关系对于人们主观幸福水平的重要性。人大财经委的调查报告介绍，在19个主观指标中，“家庭和谐”是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第一位重要的因素。

　　3. 住房

　　住房与幸福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中国式的设计与关怀。中国人对于自有住房，对于大房子的追求和痴迷，在近些年来，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狂热程度。人大财经委的调查显示，有自由住房的居民组幸福的评分高于租房居民组。前者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分别是15.3%和61.4%，后者分别为13.7%和47%。住房对于国人心理满足感的影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学与幸福》一书中介绍了弗兰克的“平行世界理论”，恰恰也是以住房为例来检验幸福与绝对收入的关联。他假设有AB两个社会，A，人均有200平方米的房子，B，人均有100平方米的房子。人均200平米但每月只有一天和朋友聚会；人均100平米但每周有一天和朋友聚会。以及A人均200平米但每年只有1周假期；B人均100平米但每年有一个月假期。还有A人均200平米但工作中自主性很低；B人均100平米但工作自主性较高。弗兰克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B社会是更可取的，对幸福的影响更积极。他将上述A世界认为是炫耀性消费，这些炫耀性消费本身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增进幸福。那些诸如自由、与朋友聚会和享受天伦之乐等等属于“不明显的消费”，往往被那些追求炫耀性消费的人们所忽视。而证据表明，“不明显的消费”反而更能促进幸福。

　　不知道国外关于住房与幸福的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房奴”们是不是有所启发。在对物质性消费的追逐中，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可能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加自由和幸福的“不明显消费”？

　　(三)社会和制度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环境是否可能成为人们幸福感的唯一来源？换句话说，人们有否可能摒弃其他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仅仅通过亲情、爱情获得幸福和生活满足感？再换一个稍微学术一些的表述，在人们幸福感构成的诸多要素中，家庭因素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回答是，国内外的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家庭因素是影响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者就是首要的因素，但它不是全部！理由是，家庭，以及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制度的…其他因素会通过影响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思想，或者通过影响家庭的经济、生活状态等等而间接地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受产生影响。

　　那么，如果把家庭作为因变量，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与否，就更加不能脱离其所存在的社会制度环境而独善其身了！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前文所引述的前苏联和东欧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时期，人们的低幸福水平，从一个方面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在国外的幸福感研究中，收入、失业、通货膨胀，还有公民的政治表达、社会参与和公民权利等等，都是国外学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影响幸福的社会环境和体制要素。

　　这里对弗雷和斯塔特勒关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与幸福关系的研究结论略作介绍：

　　1. 失业在概念上有两个不同的效用，它能使那些实际失去工作的人的幸福水平有所降低，也能给那些有工作的人带来忧虑，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恐惧社会动荡不安，或者对那些失业者感到同情与悲伤。在一个将工作视为非常强的社会规范的社会里，失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2. 通货膨胀会伤害到人们，不管它是可预期还是不可预期的。因为人们担心生活水平会有所降低，收入分配会有所恶化，社会团结会受到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还担心产生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动荡以及国家声望的丧失。

　　3. 在发达国家，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与幸福水平存在一种积极关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经济活动产生效应。好的政治制度缺失能提高幸福水平。

　　4. 政治决策参与被认为是程序效用的一个潜在来源。它能给公民一种感觉或一种认知性理解，他们的偏好在公平的政治程序中受到了严肃的考虑。而那些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外国人则不能享受这种程序效用。外国人幸福感较低的感受反映了他们被排除的事实。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社会和体制因素很少是国内幸福感研究的分析变量。宣教中心的研究中，涉及社会因素的问题有，家庭最大的生活压力。结果显示，已婚者的子女教育和住房支出构成家庭最大的生活压力；而未婚者则是日常生活支出的压力最大。这个问题涉及到高企的房价、物价和教育费用水平，显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福祉。此外，调查还询问了主要导致家庭不幸福的因素，工作压力和收入低分别被排在第3、4位；住房不满意和社区环境差分列第7和第9位。

　　人大财经委的调查涉及到一些体制因素。如，东部居民的幸福感最高，西部最低，直辖市居民的幸福评价比例最高。此外，户籍制度因素的影响也被他们加以考虑，结果如前，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高于农村居民。另外还有，权力者的幸福感明显高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业和工农业从业人员…[69] 这份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设计的可能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的19个指标的排序中，社会管理参与、政府行政评分最低，分别排列在倒数第一二位；贫富差距与社会公正、司法、交通、公用设施、物价则分别排列在倒数4-8位。这份研究对此的解释是，出现这种结果可能与国家整体的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我国刚刚开始迈向小康社会，生存和发展还是主题，公民社会尚未形成。

　　(四)结论

　　1. 健康和家庭和谐是影响中国家庭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人大财经委的排位第一，宣教中心的排位第二)，与国外的诸多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几乎所有国外的幸福研究都认为，健康、婚姻、就业、信仰、外向型、乐于助人等因素，与幸福有显著的正相关。这反映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家庭和健康，都是个人和家庭团体的幸福所系。而且，与个人利益和感受更近切的微观环境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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