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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灿-卢杨：家庭幸福感中外比较(6)
2. 在弗雷等人的研究中，收入和财富只能解释人际幸福差异的2%。中国的研究也证明了收入与幸福感没有绝对的正相关关系，绝对收入和财富并不是中国家庭幸福感的主要源泉。“相对收入地位”和“抱负水平”这两个概念或许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比一味追逐GDP更重要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这才是提高人民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基本思路。此外，不考虑物价因素等等，在富裕地区，继续追求物质和收入提高并不一定能带来家庭幸福感的大幅上升，更重要的政府作为应当放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和保障性家庭制度的建设等等体制完善方面。而在相对贫困地区，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仍然是主要的政府战略目标。
3. 国人中女性比男性幸福感评分更高，且与美国的性别与幸福感相关趋势有所相悖。按照性别-抱负-幸福感的理论进行解释，中国女性虽然自我报告幸福水平很高，但是这与其抱负水平不高有关。这究竟是中国妇女的真正幸福还是不幸？其反映背后怎样的社会环境？还有待女性主义学者加以讨论。
4. 虽然国内研究表明，收入的不断提高并不能无限地正向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调查还是显示，对于物质性财富的追求仍然是中国家庭赖以生成幸福感受的重要内容。对此该做如何理解？是因为中国仍处在求发展保生存阶段所致，还是浮躁的商品社会对于炫耀性消费的鼓噪所致？这里不能武断地给予结论。
5. 调查显示，公共事物和制度建设与中国人的幸福感关系不够紧密，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来源主要还是私人领域。这一结论对照当下社会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断固化，居民怨怼丛生的事实，似乎有所冲突。为什么人们对生活不满在增加，但是对公共参与却不热情呢？其中道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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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高永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p.22-5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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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1，p.50.
[6] Ryff,C.D and Singer,B.H., 2006,“Know Thyself And Become What You Are: Eudaemonic Approach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9:13–39,Springer。
[7] 解业达、段海军，“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3卷第 5期，2007年9月。
[8] Easterlin ,R., 1974,“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9] 路易吉诺·布鲁尼等编，《经济学与幸福》，傅红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p.78-82。
[10] 布伦诺·S·弗雷和阿洛伊斯。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p.4-6.
[11] 解业达、段海军，“主观幸福感研究进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3卷第 5期，2007年9月。
[12] 伊斯特林，“构建一个更好的满意度理论”，路易吉诺·布鲁尼等编，《经济学与幸福》，傅红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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