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拔苗助长,害惨了“神童”儿子》的报道,让我感慨万千。
我44岁才当上爸爸,当我抱着哇哇大哭的儿子时,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想着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才。
儿子还在襁褓里时,我就给他朗诵诗歌,给他读英语,给他念数字。只要儿子醒着,我就一刻不停地向他灌输各种知识。当儿子刚满3岁时,我带儿子去测智商,测出的结果令我非常兴奋:刚刚3岁的儿子已经达到了5岁2个月大的孩子的智商水平。这时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让3岁的儿子上小学,我要让他早日成才。为此,我列出了“神童培养计划”:我要让他3岁开始学习小学知识,7岁上初中,11岁参加高考,预计用4年的时间拿到本科文凭,然后15岁考研究生。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小学愿意接受这么小的孩子入学,于是我决定自己教,我要和传统教育比试比试。
1999年春天,在许多同龄孩子和父母在河边放风筝的季节里,儿子在我的培养计划中开始了他的幼年生活。
每天清晨6点,3岁的儿子就被我叫醒,读1个小时的早读。8点半,正式开始一整天的课程。晚上,我还为儿子请了一位大学生教他英语。
实施神童计划以来,为了弥补我对儿子的歉意,我在生活上无比娇惯他,我可以容忍追着三条街去给儿子喂饭,我也能够容忍儿子把家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但在学习上,我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含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打是亲骂是爱”这句古训。
有一次,儿子一边写生字,一边打瞌睡。看到这个情景,我上去就是一巴掌。事后,我一脸严肃地说:“儿子啊,不吃苦中苦,怎为人上人?”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埋头写字,泪水一点一滴打湿了作业本。
我并不想将儿子培养成书呆子,我要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神童,所以我又将儿子送到少年宫学习书法和绘画。儿子更忙了,他基本上没时间玩耍,我们家的电视机几年没开过。有一次,我和儿子从少年宫回家,儿子问我:“爸爸,一休哥是谁呀,我怎么没学过?”儿子的话让我鼻子一酸,我抚摩着他的头,说:“儿子,你和其他小朋友不同,他们就知道看电视,他们知道一休哥是谁但不知道方程式怎么列。”儿子睁大眼睛说:“我想一休哥肯定比方程式好玩,那么多小朋友都知道。”儿子的话竟让我一时间语塞,半晌我才说道:“儿子,你长大了就理解爸爸了。”可这时,儿子已在我背上睡着了。为了不让其他的小朋友影响儿子,我尽量避免儿子和小朋友接触。
在我近乎残暴的教育下,经过4年的时间,儿子一路跌跌撞撞地学完了小学课程,完成了我神童培养计划的第一步。
儿子7岁生日那天,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下,我同意放假一天,让妻子带着儿子出去玩。本以为儿子会好好地玩上一天,可不到中午,儿子和妻子就回来了。原来,到了游乐园,儿子什么也不玩。妻子逼着儿子上了海盗船,谁知道,船刚一转动,儿子就大哭起来,拼命地喊要回家。
从那以后,我发现儿子经常发呆,说话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行为。他常常将书仔细地撕成一点一点的碎片,然后很小心地将碎片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像收藏宝贝似的将塑料袋压在枕头底下。他的床上都快被碎纸占领了,但他不允许清理,只要别人动一下,他就歇斯底里地哭,哭得让人害怕。
我感觉事态有些严重,就到一家医院的心理门诊咨询。医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基本上可以断定你儿子患上了心理疾患。我不相信,这么聪明的儿子会被我培养出毛病?我把市里的好医院都跑了个遍,每位医生都告诫我必须立刻给儿子减负。从医院出来,我的脚步沉重得快提不起来了,难道是我害了儿子?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回到家中,我决定给儿子松绑,可儿子自己却松不了了。我们把他从书桌旁拉开,不一会儿,他又回到书桌旁,看书,做作业。他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撕书。
按照医生的建议,我将儿子送到了一所压力相对较小的农村小学,让他在那儿学会融入集体生活。每周,我还陪着儿子去做一次心理治疗。每次从治疗室出来,看着儿子一次比一次笑得开朗,我就在想,有个会笑的儿子真好。
老天好像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4年前,我把才3岁的儿子拼命地往7岁拉;现在,我又把7岁的儿子拼命往3岁,甚至往更小的年龄拽。原来我千方百计让他学习,现在我是想尽办法哄他去玩。唉,悔不当初!
这位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不可谓不用心,对孩子的规划不可谓不精细。然而,结果却大不如愿。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片苦心,竟然变成由自己亲手导演的一幕悲剧。这件事给人们以强烈震撼与警醒,同时,也对儿童教育提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这就是教育的“有为”与“无为”。这个概念借助于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大师老子。他的“无为无不为”的哲学理念套用在教育上,可以理解为“不强为,不妄为”,尊重孩子的天性,尊重成长的规律,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揠苗助长,强行做“不可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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