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当下阅读生态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失衡，但不仅是由于杨红樱的作品占领着中小城市的书店造成，更因为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了当下出版与阅读的某种偏颇。

　　前天无意中打开了一份报纸，里面有三篇文章，一篇文章是关于我的，一篇是关于杨红樱的，还有一篇是梅子涵推荐童书的短文。我想效仿央视《马斌读报》栏目，来个曹文轩读报，谈儿童文学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阅读生态。那篇关于杨红樱的文章叫《杨红樱不该郁闷》，作者为杨红樱抱不平，因为有些人批评杨红樱，称她的作品格调不高，小孩读她的作品长大，后果令人担忧。我个人是比较赞同那位作者的观点的。当下阅读生态的失衡，我觉得责任不在杨红樱，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完全有权利进行这种形态的写作。当下杨红樱作品的走俏确实造成青少年阅读生态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失衡，但不仅仅是由于杨红樱的作品占领着中小城市的书店造成，更因为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了当下出版与阅读的某种偏颇，我觉得需要检讨的不该是杨红樱，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关于杨红樱的创作我想表达两点意思：第一，她的创作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一个作家有权力这样理解和处理生活，有权力进行这样的表述，这是一种形态，这种形态是无可非议的；第二，我们应该借鉴杨红樱推广运作的方式，坐在家中等待作品自动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杨红樱的今天是她的劳动所得，她的推广运作方式是世界性的方式，她不过比我们先走了一步。如何使失衡的阅读得以平衡？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是阅读的不道德。梅子涵的那篇短文中，有一段话：不要写那些、出版那些日后让人后悔阅读甚至要挨骂的书。子涵认为他推荐的那些书，才是长大不会后悔，而且让人长大后幸福得回忆起的书，我不知道今日中国的父母和今日中国的小孩有几个人去阅读他推荐的书，究竟多少人在听他的推荐。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阅读的不道德。今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有10多个少年写手参加的一个重要的会议。在几天的会议上，这些少年写手在谈到各自的阅读历史和阅读对自己成长的意义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谈起哪怕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从他们嘴中出来的作者是卡夫卡、米兰·昆德拉，然后就是中国的几位成人文学作家。我当时就在场，我是什么人？我是为他们写作鼓与呼的人，是一个单一部作品《草房子》就印刷了40次的人，也许他们真的没有一个看过《草房子》，但在他们中间，他们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总看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吧？所以我当时很生气。晚上小组讨论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读过《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没有？他们说读过，有一个还告诉我小学时读过我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我追问他们白天为什么对这些作品只字不提。

　　第三个问题是儿童文学存在的依据——文学性。在同一份报纸上，我看到了评价我最近出的一本选集《天地游丝》的文章，那篇文章从《天瓢》以及这本选集的出版推断出我将背弃儿童文学，并且分析说我以前写的《草房子》《红瓦》《根鸟》等，就是废名、沈从文谱系中的纯文学，而不是儿童文学。我想告诉该文的作者，本人与儿童文学是什么关系？是血融于水的关系。儿童文学虽然有时候局限了我，但是所给予我的比我失去的要多的多，我是一个讲知遇之恩的人，我永远亲近儿童文学。但是，这篇文章回忆的一个事件、一段话还是触动了我。几年前一批专家学者开出了一个由50名作家组成的文学“梦之队”，这个名单后来被质疑，其中一点是曹文轩是一个搞儿童文学，搞儿童文学的纳入“梦之队”岂不荒唐。还有一段话，“由于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采取降低智力水平的做法来迎合读者，从而导致了这些作品毫无价值可言。长期以来，儿童文学一直作为另一门类而未必纳入文学的正室。”这个事件和这段话都是事实，虽然我不愿意提及这些事实。我想我们除了批评那些人的偏见、无知之外，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不是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按理说，文学与门类无关。《夏洛的网》是写在美国的文学史上，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辛格的《山羊兹拉特》等一批作品，在我看来，都可划归为儿童文学。如果儿童文学需要反省的话，我认为应该反省我们作品的文学性。我们有些作品的文学性是令人怀疑的。一篇作品的文学性是它存在的依据，有些时候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但是这些年，大家把刚刚找回的一点文学性又淡忘。现在我们说儿童文学的时候，儿童已经在里面了，但是不一定文学在里面。文学性应该成为我们作家的追求。

　　曹文轩 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