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胎费”只是开始，超生户生完孩子还要交“超生费(社会抚养费)”而且很少开正式收据。

　　不只是这样，这一届干部下去了，新上任的干部还得罚。这是村干部的逻辑。

　　而农民的逻辑是：根据政策，既然我们超生了，就认罚。可是，不能没完没了啊。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少生，而不是为了多罚。显然，无论是村干部的逻辑，还是农民的逻辑，与国家基本国策的逻辑都是有出入的。

　　现在看来，在苍山县，这一目标，无论在哪一方，都没有被实践和被实现。

　　一位知情人向《小康》记者透露，苍山县的“超生罚款”并不是由乡镇直接领导的，而是将每三五个村子组成一个工作区，每一个工作区由乡镇派一名书记，工作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罚钱。“保胎费”和“超生费”的罚款由乡镇和村里分成，村里的提成比例是15%-30%不等。据说，2005年二庙工作区在计划生育罚款中的提成就有20多万元。

　　“罚款提成”的说法在记者的采访中多次得到印证。苍山县三合乡圩子村王书全(化名)曾拿到了村里提成的证据：圩子村2005年以来收“保胎费”近10万元，到目前为止，村书记手中还有15000元，村主任手中有16000元，总共3万元左右，按比例应该是拿到了30%的提成。

　　在《小康》记者采访期间，正好遇到了苍山县神山镇和二庙乡的“罚款行动”。知情人透露，当地一般每年最少有两次以上的行动，一次是春节前，这时候在外打工的人都会回家过年；一次是5月份左右，这时候农民的大蒜丰收了，农民手里有钱。这次搞得早是因为有人向上面举报了超生问题。

　　4月7日一大早，苍山县神山镇召开了近三个月以来“计划生育开展工作情况通报会”。在近三个小时的会议中，所有领导的讲话都围绕罚款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一位领导说：“全镇1/3的村庄完成(罚款)任务……前杨、后杨、六合店等11个村庄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有两个村庄完成得不好，小屯村完成不到20%。这些村庄不是没有超生的，而是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这些村庄应该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村庄学习……”

　　一些村干部对这次任务的布置有些不满，神山镇某村村支书说，xx村有2700多人，罚款任务是9万多，我们村才1300人，罚款任务也是9万多。

　　这些罚款除了乡镇和村里分成外，还有一部分流入了当地干部的腰包。上述知情人说，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工作区书记、村干部都是靠计划外超生罚款发财的，仅一个乡的工作区书记一年就能收五六万甚至十几万。

　　超生“黑孩”的户口困境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罚款当然不是其初衷。但也绝不意味着罚了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生。

　　地方逻辑与政策逻辑的背离在继续。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超生儿的户口问题，户口成了官民双方的困境。

　　在《小康》的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农民都认为交了罚款就可以生，交了罚款就会给孩子上户口。上述那位芦塘村喝农药自杀的老人就有一个超生的五岁孙子，一年前交了16000元的罚款，至今也没有上户口。她们在盼着早点解决孩子的户口，因为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

　　对此，苍山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告诉《小康》，其实不是不能落户，而是某些领导为了仕途不想给解决。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按省市考核方案要求，每查实一例计划外出生漏报现象的县区就得重点管理，如果苍山县一下子报出这么多“黑孩”，会有很多人受处理。这位领导说，超生与户口无关，因为户口没有政策限制。比如，给一个村解决20个户口无所谓，这是派出所的事。但这20个如果是超生的就要出事了，这是计划生育的事，很多人会丢官。

　　苍山县有五六万“黑孩”的事，被公安局知道没问题，而且户口都能解决。但若是让省计生委、国家计生委知道了，这就是大事故。“没有因为户口问题处理干部的，只有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处理的。”所以，这些“黑孩”的户口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这位领导分析，等着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再把这个数字报上去。到那时候，原来的责任人该升的升了，该退的退了，新上任的领导可以不负这个责任。

　　然而，时间在激化矛盾。那些没有户口的超生儿已渐渐长大，至入学年龄、就业年龄，以及结婚年龄。但因为没有户口，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都成为了问题。

　　在这个困局中，他们期待一个出口。期待这个出口来解决他们的升学、就业以及结婚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忽略：单个家庭负担多个子女的教育。平均子女数在多个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想而知，何况还是在并不富裕的农村。如何提高当地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因此而来的担忧是，计划生育观念的自然生成恐怕难以在后一代得以实现。

　　这使恶性循环成为一种可能。 困局仍可能在下一代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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