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使人类这个种族得以繁衍，令累代创造的文明得以传承。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生下一个孩子，父母的基因就得以保留，未竟的理想找到了假想的落脚点。

　　无论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考量,生儿育女,多么美好!也正因为如此,一切劳碌在父母那里都演变为心甘情愿。

　　世界上多了一个生命，父辈们就多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得以健康成长。

　　这个空间，包含两个世界——

　　其一，父母能否具有宽广的胸怀，不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不以对待私产的方式，强行把自己的一切加诸他们的思想或身体。

　　其二，要以成年人的智识,为普天下的孩子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生存空间。

　　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孩子们享受着民主政治带来的自由,分享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呼吸着新鲜不受污染的空气，不再担心社会不公与没有保障，人人得到良好的教育，偶有放纵但绝不道德沦丧,彼此友爱诚信，饥饿和战火成为影像资料。

　　这也许是一种天下大同的梦想，不但今天做父辈者无法给他们缔造，他们经过奋斗也许还是无法实现。但这也正是他们继续生育这件美好事情的原始动因。

　　人类,，正因为既有私欲，又有大梦想，才得以生生不息。

　　第四次生育高峰

　　-本刊记者／陈焱

　　育龄女性争相怀孕，第四次生育高峰来临，吃紧的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已经怀孕8个月的柴历历最近睡得越来越不踏实，到了孕晚期的她去医院检查的次数增至每周一次。虽然只是简单的测体重和听胎音，但为了那有限的十几分钟检查和与医生沟通，一家人要耗进去的精力成本却较之前期大大提高：为了能排上上午的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号，家住六环边上的他们得4点半起床，5点就得老老实实地站到排号大厅内等待7点半才开始的挂号。如果因为困得没起来8点才赶到，“那就等于要白搭出去半天的工夫，更不合算，还不如早起。一般8点半后就没有上午的号了。”她把每一次的排队看作是医院对自己家人的一次体罚。

　　32岁的柴历历是2007年全国上千万准“猪妈”中的一位。和她一样，因为赶上了这么个特殊年份，多数“猪妈们”面临着排号难、检查时间有限、无法提早预约生产床位等诸多难处。北京市卫生局官员春节后称：今年北京的分娩量预计要创纪录，达到14万人，而去年北京的新生儿出生人数为12.9万人。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新出生儿近10万名，2005年为11万余名，2006超过12万名，2007年北京将会有14万名“金猪宝宝”。近几年北京住院分娩量每年约增15%。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称：中国第四次出生高峰已经来临。

　　从去年的金狗年到今年的“金猪”年，为讨个吉利兆头，很多年轻夫妇们选择在这两年生孩子。但扎堆生产现象似乎不仅出现在时间、年份的选择上，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孕产妇对医院的选择上。太注重“品牌效应”、只信任大的妇产专科医院，使得原本就已过度吃紧的医疗卫生系统显得更加不堪重负，

　　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

　　从年初至今，北京妇产医院的挂号大厅，每天都有几十位月嫂彻夜排队，为她们的雇主——孕产妇们挂一个专家号；与其相呼应的，位于西北四环边的海淀妇幼保健院，年初至今的日门诊量已突破3000人次，1月份分娩量近千，按照医院的说法，“已经突破自身现有承载能力”。为了应对住院分娩量明显上升、产科床位异常紧张的现状，北京市卫生局提出了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停止产科门诊挂号的要求，并要求医院将产科信息每日在网上公示以方便孕产妇合理选择医院接受检查。

　　在北京各城区妇幼保健院内，农历丁亥年春节后，产科大夫们明显感觉自己比节前更忙了。“猪宝宝们已经开始出生了，我们的夜班都已加了人手还担心不够。”从事产科工作30年的北京宣武妇幼保健院主任医生陈淑平过去一天的工作时间就已超过12个小时，而最近她已不记得自己加了多少个班。“检查的、手术的都特别多。”对于今年这一轮“猪宝宝”热，她的分析是：父母们的年轻化为生育高峰添了“一把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代年轻人特别多，那时候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生育高峰，而在北京的人口结构中，这一代人占很大的数量。他们在北京很多已打拼出一定基础了，而且年龄也不小了，该生孩子了。此外，上世纪8

　　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现在也大都长大成婚，到了生育的年龄段。这两大阶段的适龄夫妇叠加在一起基数不小，加上社会上风传的生肖说，这两年我们产科就一直没闲着。”

　　对于已经怀上了这拨宝宝们的“猪妈猪爸们”，专家们的建议是：也不必太受媒体上紧张消息的影响而忧心忡忡，好好保养生个健康宝宝；而对于那些还没怀上但早有“宝贝计划”的年轻父母来说，最好还是别赶这拨风潮，太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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