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个体的密度到达一定量时就会采取一致的集体行为,在人口高密度的中国,群体无意识选择只要在某个时候爆发,就会形成令人瞠目结舌的狂潮
-本刊记者/李梓
中国婴儿潮在2007年又掀起。与美国或者日本战后的婴儿潮不一样的是,2007年中国的婴儿潮并非由于社会的某个部件发生了变动,而仅仅是汉族传统历法显示,今年适合生子。每过两三年,这样适宜结婚生子的好年份就会出现一次,而扎堆结婚、扎堆生子就会成为一时气象。
精明的专家计算出了这样扎堆的代价,现实状况是医院拥挤需要找后门,而放眼未来,这批孩子还要面临着寻找幼儿园、上学、高考、就业等关头的扎堆,所付出成本显然高于寻常年景。理性思维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一头扎进去,这种群体无意识的同一选择,形成了今年的猪宝宝出生高潮。
在人口高密度的中国,群体无意识选择只要在某个时候爆发,就会形成令人瞠目结舌的狂潮。一位河南籍记者错过了除夕那天回家的火车,当他在大年初一登上火车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和印象中人贴人的春运相比,此时的火车车厢是多么的空旷,他从第一节车厢一直走到最后一列,最后和列车员一起无聊地庆祝起新年。
人们的无意识行为不仅仅限于看得见的人潮,更多时候更体现于一种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2
006年把中国的人才招聘中的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到无意识行为上来。他认为,很多时候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选择有什么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自己在选择人才时不存在任何歧视,但是有85%的应聘者感到自己受到歧视。“中国人对于歧视的群体无意识行为,造成了极大的人才浪费。”
蔡定剑说。
学者关于中国人的群体无意识行为研究,还存在于房地产、炒股、结婚、考研等各种热潮中。南京警方曾经记录了一个现象,从2006年3月1日到5月28日,南京交警因为处罚闯红灯,开出104378张罚单。警方发言人说,一个人闯红灯,后面跟一大串,许多人根本来不及处罚。闯红灯也好,生孩子也好,当事人并不能说明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选择。
法国心理学家勒邦在《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理性缺乏、推理能力低下、少有深思熟虑而混沌懵懂等原因,“群众等同于无意识集体。因为无意识,所以力量强大。”而在今天,赶上猪宝宝热潮的都是饱受社会竞争考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群体,他们对于如何怀孕生育教育下一代的问题,可能已经绸缪了数年,深思熟虑之下,他们仍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名生物学家从生物学角度给出一个解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杰罗姆·布尔在考察了蝗虫的行为后发现,当蝗虫密度不大的时候,它们并不保持集体行动,而密度到达一定程度时,它们就会集体起飞,集体袭击一个目标,这和人闯红灯的情景完全一样。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生物个体的密度到达一定量时就会采取一致的集体行为,而这种行动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比较不仅仅来自身边,人口流动和通讯带来的国际化,让人们感觉竞争来自更远的边际。而媒体所吹嘘的世界视野和各种标准化更让人们的思维朝着某个可能有利于自己的一统前进。欧洲人已经普遍接受了硕士教育,于是,中国的大学生也必须考研。而实际上,中国的人才需求和欧洲并不一样,这种思考本身并无比对价值,而这正是今天流行的思维模式。有时候,这种无意识行为带来的浪费惊人,我们必须准备比理性需求多得多的大学、住房、股票、手机、文凭,以及产房,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狂潮。而需要这么多产房的原因,也许仅仅是我们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因为生辰而在婚姻市场上失去某种竞争优势,而实际上,人们自己在择偶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