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结论与讨论

　　本调查对目前国内女性生育行为现状的考察，我们发现：

　　我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集中在20-24岁。由于在城市成长的女性生育的年龄晚于在乡村长大的女性，而未成年性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在乡村长大的女性，因此我们估计，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再加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生育将趋于高龄化趋势，性行为则趋于低龄化。

　　虽然接近50%的人的首次性行为属于婚前性行为，但并不是随意的性行为，表现在性行为的对象是恋人的比例很高，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的比例较低。调查还显示，接近30%的女性的初次性行为，特别是与配偶以外的人之间的性行为，属于无防护的性行为，还有相当高比例的人使用不可靠的避孕方法。

　　很多女性都有过流产、堕胎经历。流产、堕胎的平均年龄为25岁。选择堕胎的方式主要是人工流产，绝大多数选择了正规医院施行相关手术。影响到女性堕胎选择的主要原因是胎儿发育不良和怕违法国家的生育政策。

　　女性对生育相关知识的了解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了解的渠道主要是“自学”，通过书籍、报纸、杂志、海报、广告和互联网。家庭、学校与专业团体在性教育方面的作用较小。

　　从女性的个人特征来看，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其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第一次怀孕年龄和第一胎生育年龄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明显的推迟女性初次怀孕与生育的时间，并表现在高龄孕产妇的增加。另一方面，过早的性行为、怀孕和生育，会妨碍女性的个人发展，使得她们在教育和职业发展方面止步，教育水平低于平均教育水平，职业发展中未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女性的生育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对女儿在性行为方面的管教更宽松，但并不放任。表现在：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父母，其女儿发生未成年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的父母，但首次性行为的对象是陌生人的比例则低于其他的群体，初次性行为后主动采用事后补救措施的比例也高于其他群体。不过，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女儿成为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高于其他群体。

　　另外，父母在生育知识的传播方面的作用有限，特别是父亲的作用几乎是零。并且，母亲的教育程度与她们在生育知识传播方面担负的角色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联。这表明，父母在性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比较“粗放”，即他们的作用在于制定规则(比如，要小心危险的行为)，但不在于传播具体的相关知识。这可能与传统文化中的性忌讳有关。

　　女性在青春期的成长环境对她们的生育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女性初次性行为的年龄、初孕初育的年龄都根据她们成长环境的不同而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在城市长大的女性，发生未成年性行为的比例稍高，成为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较高，但在初次性行为中，无防护的比例低于在乡镇和农村长大的女性。

　　根据本调查的结果，我们认为，在目前女性的生育行为方面，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性教育的问题。被访女性多依靠“自学”来获取相关知识，学校、家庭和专业团体在其中的作用都很有限。因此有必要首先加强学校在性教育方面的作用，因为学校的教育可以保证传达到更多的人，而其他群体的接触面有限，在普及知识方面的作用不如学校快速有效。

　　二是加强宣传无防护性行为的危险性和人工流产手术对女性身心的损害，以及对她们个人发展的阻碍作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女性的初次性行为都深具冒险性，但单纯的性教育并不能消除无防护的性行为。在性教育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未成年怀孕与生育一直是困扰政府的大问题。因为处于青春期的人比较爱冒险，爱冲动，对后果的考虑不够全面和收入，因此需要不断的提醒和教育。

　　三是加强计生药具的可获得性。调查中发现，许多在初次性行为中未采用防护措施的女性也都通过各种方法降低怀孕的风险，比如通过可靠性较低的避孕法，通过时候紧急补救等。随着性观念的转变，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普遍。提高获取计生药具的方便性可以帮助那些从事了未计划的性行为的人降低怀孕的风险。

　　四是加强对父母的宣传，督促父母在性教育方面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本调查发现，父母在生育知识的传播方面作用有限。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虽然他们在降低女儿的冒险性行为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帮助女儿规避未成年怀孕和生育方面的作用有限。父母是未成年人朝夕相处的对象，未成年怀孕和生育不仅会损害到当事人，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父母，比如美国很多少女妈妈的孩子是由自己的母亲(即孩子的外婆)代为抚养的，孩子的未来发展也牵涉到家庭的利益。因此，父母在性教育和传播方面应该担负起比现今更重的角色。

　　五是加强对人工流产手术的控制和珍重生命的宣传。我们看到，人流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化，被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接受过人流手术，并且更多的人将人流视为一种面临意外怀孕时候的可选性。人工流产的手术太随意，会给年轻人一种错觉，以为冒险的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还有最终的、最彻底的手段帮助她们摆脱麻烦。

　　六是加强对孕产妇的服务，既包括直接的服务，比如鼓励建立幼儿园，建立与生产生育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和幼儿事务咨询室等，也包括间接的服务，例如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在职场上一方面真正落实男女平等，真正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抚育权，不要让她们因为生育哺乳而失掉工作和职业升迁的机会，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这也是降低高龄怀孕的一种有效手段。另外，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育儿的活动中，从客观上降低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度的差异。毕竟，女性的生育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幸福，更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由于女性的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与高龄生育有着直接的相关，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高等教育、进入较高职位的时候，只能通过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减轻育儿负担等方法来鼓励她们生育，否则日本的“少子化”恐怕正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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