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少年夏之秋》内容选载(8)
我有一只样式别致的书包，据说是在外国学生中流行的款式。说是书包，其实是一个一尺半长的小皮箱，棕色，很漂亮，是某年生日爸爸送给我的礼物。拎这种书包也有讲究，不是像拿大箱子那样拎着，而是把手掌伸进拉环，手指搭在小箱盖边沿，这样拿着既轻巧，也不易晃动，看上去很优雅。
菠萝头大约看不惯我拎包的样子，多次嘲笑我。我被他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却还是照拎不误。想，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干你何事？也许是我的无动于衷惹恼了他，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这天中午，菠萝头终于按捺不住，拿着一把长柄黑伞走了进来。
外面细雨潇潇，菠萝头的伞上滴下成串水珠。他没有把伞放下，而是用伞尖指了指我打开的书包，哼着鼻子道：“别老摆弄这种女人的玩意儿，看了难受。”
我不理睬，继续从书包里慢条斯里地往外拿书本，并且有意将箱盖打开了又合上。
菠萝头又拿伞尖点了我的书包：“快收起来，我不想看见！”
我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
世杭站了起来，走到我和菠萝头中间。
“看什么看！听着，在这里，没有谁是少爷，都是穷光蛋，穷光蛋！”菠萝头粗声吼道，他的伞尖戳到了我的书包，伞尖上镀着“克罗米”，很尖锐。
我压住心里的怒火，放低声音道：“你轻点，戳到它了。”
“怎么样，老子偏要戳，你能怎样？”说着，竟像犯了歇斯底里一般，拿伞尖朝着书包一阵乱捅。棕色的皮革上立刻划痕累累。
我伸出双臂护住书包，顺势将它往旁边一推，冲上去给了菠萝头一拳。在这一瞬间，我的眼前闪过爸爸慈爱的眼神和世杭受了惊吓的苍白的脸。
我们扭打成一团。
不知是谁叫来了舍监。我和菠萝头被舍监强行掰开，退到了墙壁一角。我感觉到嘴角的血腥味，菠萝头的一只眼睛也成了青皮蛋。我咬咬牙，心里想：“看你再敢朝我发威！”
这一仗的后果，是我和菠萝头分别被舍监关进了位于宿舍底层的小黑屋里反省。所谓小黑屋，是惩戒学生的地方，窗子用板条钉死，只有些微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昏昏沉沉地待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我蜷缩在窗子下面，过电影似的回忆过去的事情，这时候，听见有人从窗边轻轻走过，同时听到了走动时衣服摩擦时发出的声响，我还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带着栀子香，淡淡的，那么美好。虽不浓烈，但它还是像一只5小手一样挠了一下我的记忆。我想起来——某一天早晨，我曾经在楼梯上嗅到过同样的气味。昏暗中，我与它“撞”了个满怀。我深吸一口气，试图留住这股叫人愉悦的气味，但它已经飘远了。
夜晚时分，当我迷朦着眼睛饥肠辘辘地走出小黑屋时，看见菠萝头从走廊尽头的另一间屋子迎面走来。我们在走廊中段停住，彼此淡淡地看了一眼，我看见对方眼睛里空洞寂寞的神气，心里一动。虽然说不上一笑泯恩仇，但内心的火气居然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12 灰暗
日子只能如此这般地过下去吗？
当我咀嚼着难以下咽的饭菜，听见外面偶尔传来的警报声，或者在报纸上看到种种骇人的消息时，我都会这么灰暗地想。
这一天课间，不知是谁得来一张报纸，在教室里传阅。胆小的女生看了一眼报纸，就抱在一起哇哇大叫。我有些不屑，上去把报纸拿过来，一看，也倒抽一口冷气。只见上面用红字刊出一个大标题：《罗京墨砍头》，旁边配发了照片，照片上，印着一个中年男人的人头，赫然挂在电线杆上，双眉倒垂，两眼凸出，十分恐怖。文章里说，这个罗京墨是《社会夜报》的名记者，常在文章中痛骂日军败绩，或骂一些上海的名流私通敌人。至于是谁砍了他的头，文章里含糊其词，但言外之意已很明显，罗京生得罪了日本人，才遭遇了暗算。
教室里一片议论和尖叫声，我拿着报纸发呆。罗京墨这个名字，我总觉眼熟，脑子里闪过恺生的名字。恺生姓罗，他爸爸也是《社会夜报》的名记者，罗京墨的名字我好像从恺生嘴里听到过。来到普仁中学后，我已很久没有恺生的音信，不知他现在哪里？想到这里，我手脚冰冷，心又一沉。
我悄声对身边的世杭说：“这个人好像是我好朋友的爸爸。”世杭惊骇地盯着我，半天没有说话。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思念恺生。他送给我的飞机模型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我都带在身边，那本书已经被我看得卷边。我向往书里的历险，那时，我和恺生曾经设想，我是哈克贝利·芬，他是汤姆·莎耶，我们结伴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属于我们的山洞和宝藏。我喜欢恺生的细心和善良。有时，我会拿恺生和世杭作比较，和恺生相比，世杭也善良，可是他更成熟，少了一点和恺生相处时的轻松随意。
我在国文课上给恺生写信，用课本作掩护，写得太专注，国文先生走到旁边我还是浑然不觉。国文先生叫温同和，宁波人，也是我们班的级任先生。他有一双大眼，眉毛浓黑，头发朝后梳理，纹丝不乱。他总是穿长衫和布鞋，平日里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阴郁。
我正埋首桌前，温先生用食指和中指关节在课桌上叩了两下，我仍没有停笔。于是，他猛地一抽，我笔下的纸飞一般地到了他的手中。他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嘲弄似的朝半空晃了晃，慢悠悠地踱回了讲台前。然后，他回头，用手指敲击了几下黑板，意思是让大家安静。 下面果然安静下来。
温先生举起了我写的信，慢条斯理地念道：“你好吗？我很想念你……”
下面爆发了嘲讽的嘘声，有人在幸灾乐祸地用手掌拍击桌子。
我的脸涨得通红。
温先生停住了，用弯曲的食指朝我指了指：“夏之秋，原来你也喜爱写信，可是，为何你的国文只能得2分呢？”
“他只会写情书，不会写正经文章。”菠萝头用手拢住嘴巴，怪声怪气地叫道。大家又哄笑。
“我是给过去的好朋友写信！ ”我终于忍不住嚷道。
“我可以证明！”世杭举起手说。
温先生摆了摆手，嘴角牵起暧昧的微笑，这使他的表情看起来更加阴郁。他似笑非笑着，无声地将我的信揉成一个纸团，扔进了讲台边的字纸篓。
我自此得了个莫名其妙的雅号“情种”。谁都这么叫，除了世杭和缨子。缨子比我长一岁，班上的女生里面，缨子最高挑。她梳一根短短的辫子，脸色苍白，眼睛很透亮，喜欢朝人笑。
“情书”事件过去半个月，我一直郁郁不乐，听到别人调侃地“情种情种”地叫，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天我在阅览室里碰见缨子，她手里拿着简写本的《红楼梦》，看见我，她朝我招招手，小声说：“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
“说什么？”我问。
“我相信你是给过去的好朋友写信，不是什么‘情书’，你好朋友的爸爸死了。”缨子说完，用牙齿咬住下嘴唇。
“谢谢你。”我觉得她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
她以为我高兴了，便又开口说话，音调很轻快：“你知道吗？ 我们的级任先生要换了。”
“真的？”我又惊又喜，奇怪地望着她，“你从哪里听说的？”想到温同和捉摸不透的阴郁相，我真巴不得马上换先生。
“昨天，我路过办公楼，听见两个先生在议论，说温同和要离开学校了，好像是和校长大闹了一场。”缨子不确定地说，我发现她的声音也低下去了。
“你确定吗？”我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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