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将家教作为自己心目中永恒的主题，是孩子成才的主要因素。父母不仅要有知识、有文化、有美德，还要有对家教社会意义的充分认识，从而像做学问、搞事业一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我觉得父母将家教作为自己心目中永恒的主题，是孩子成才的主要因素。一些父母在一时一地，或一定阶段、一些地方注意子女的教育并不难，难的是终生在心目中将家教放到

一个重要位置上。有人总是在做孩子成才的梦，但只是在梦幻中追寻，在现实中却强调工作忙、业务忙，不肯挤出时间教育子女。

　　德国教育实践家卡尔·威特说得好：“我只是想把儿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才挤出自己仅有的一点智慧，在工作许可的状况下，尽力把他培养成健全的、活泼的、幸福的青年。”

　　这句话的关键是“尽力”，尽心尽力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轻重缓急，特别是父母在遇到逆境，如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困窘，生活上不顺等状态下，常常就把子女的教育放松甚至放弃了。

　　其实，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大风大浪，爬过多少高山峻岭。一帆风顺是不可想像的，相反地，不时地从山巅跌入谷底，在大浪中翻船，却是常有的事。这可能成为一些人忘却家教的借口，但这不过是在大浪淘沙中反映出对子女教育缺少恒心、缺少毅力。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都会顽强地坚持教育子女。他们坚信家教的永恒性是一种客观规律，应当克服各种困难、创造一切条件驾驭这个规律。

　　著名教育家、革命导师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这就是说父母不仅要有知识、有文化、有美德，还要有对家教社会意义的充分认识，从而像做学问、搞事业一样有顽强的拼搏精神。古代著名哲人柏拉图曾说：“子女教育是社会的基础。”有远见、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家庭教育的。

　　“文革”初期，我先生老金时常挨批斗，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想得很多。

　　一次，我给他洗衬衫，发现上衣兜里有很多安眠药。我很紧张，因为他向来不吃安眠药，睡不好觉，也不吃。我问他：“你兜里放这么多安眠药干什么?”他说：“那是姥姥走时吃剩的。现在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以后说不定就被划成右派，自己冤枉还得连累孩子，有时候想还不如全吞下去，一走了事!”

　　老金哭了，他是一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汉子，我们在一起长相厮守，还很少见他流过眼泪。我说：“结婚时你不是说‘咱们一定要白头偕老’吗？那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吞，可是扔下四个孤儿怎么办呢?”我们两人抱头痛哭。

　　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反复交谈。我说：“我们不能只想自己被整得难以过活、自己没面子、自己抬不起头、自己没有前途等等，而舍弃孩子一走了之。”老金也表示同意，并说：“为了孩子，也得想法活下去。”

　　平时，我们经常背着孩子谈论这个问题，“假如打成右派，我们下乡种地，也要带好四个孩子”，“那时，工资取消了，我们一起去种地”，“我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做鞋”。

　　这之后，我果真学起了裁剪衣服和纳鞋底、做鞋。老金也学会了做饭。我们有时还议论：“到了乡下，农村小学质量差，晚上爸爸给补语文和历史，妈妈给补数理和政治。”“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不仅要养活这四个孩子，还一定要教育好四个孩子。”

　　为人民“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在那种特殊的年代，为了孩子而活，为了使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并受到良好教育而活下来，也不失其为伟大的父爱和母爱。

　　现在，有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孩子”，“攒点小钱，是为了给孩子交学费”，“赚大钱，是为了供孩子念大学”。有人批评这种人生观“不到位”或“立足点太低”，不能说批评得没有道理。不过在这种批评面前，我通常是保持沉默的，因为为孩子而活的父母，比那些只顾自己、而不顾孩子的父母，更令我感到理解和同情。这总比以下两种人好上千百倍。

　　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舍弃孩子而只顾自己的人：一种是对社会和人生感到绝望，撒手人间，抛弃孩子，下岗职工中，曾有这种人；另一种是为个人寻欢作乐而抛弃孩子，这种人几乎随处可见。对于批评后一种人，有人说，这是“不开化”的中国人的做法，而在国外，婚姻自由，对此并无责怪。

　　前一个时期把美国总统克林顿搞得十分尴尬的性丑闻事件中的女主人公莱温斯基，在她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很值得人深思。尽管我们很赞成美国人民的看法，十分厌恶这位女士，但也不妨听听她是怎样谈论自己的离异的父母的：

　　“他们该向自己的孩子施予关心和爱的时候，却在没完没了地争吵，甚至各自去找能够取悦自己的女人或者男人，发泄着自己多余的精力——那永远解释不尽的情感。”

　　请看，这就是今天的美国，一些人对父母亲自己寻欢作乐而抛弃孩子的行为的抨击。这也说明，如果一个人以“开化”为名而放荡不羁，置社会道德于不顾，置父母的责任于脑后，这种人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都不会为大多数人肯定，也是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与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