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复叮嘱孩子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我们的孩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反对“师道尊严”的闹剧中，他们始终在“尊师重教”。

　　“师道尊严”，这是我国千百年教育成功的古训；“吾爱吾师”，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从孩子背起小书包，走进他心目中的圣殿——学校时起，在一生的长途中“处处”都离不开老师。

　　有人可能对此感到困惑：“难道孩子已从学校走向社会还离不开老师吗?”我讲的“处处”是指孩子从童年到成年，甚至终生，在他成才的道路上教师的有益的教诲、训诫、音容笑貌，都将始终与他相伴随。

　　毛泽东1950年10月亲自写信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请他对自己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和教员给予关照：“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朱德在建国后视察云南时，特别宴请自己在讲武堂时的老师。江泽民到美国纽约访问时，特别看望自己大学时的老师。以上都是很好的榜样。

　　如果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家庭则是社会的细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家庭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缩影。所以，幼儿在家庭中所接受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教育十分重要。当然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社会与家庭相配合的教育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社会毕竟是教育孩子的大课堂，学校是培养孩子的重要阵地。所以家庭和学校是教育孩子的两个重要环节，一定要密切配合。教师的辛苦劳动，理当得到尊重。

　　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好的传统都被当做“四旧”砸烂了，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黄帅事件”，在少儿幼小的心灵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由家长支持，于1973年10月21日，写信给《北京日报》社。

　　在“四人帮”的指令下，《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日记摘编，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黄帅的信和日记，并加了类似的编者按。从此，在全国掀起反对“师道尊严”的浊流。许多教师遭批判，也搞乱了孩子们的思想。

　　“黄帅究竟帅不帅？”当时，社会上的看法有歧义。不少报刊文章极力夸奖这位小姑娘，以及她的所谓“革命精神”。

　　更多的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终身执教的教师，认为学生爱戴和尊敬自己的老师，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对这种表彰和倡导，感到不可理解。

　　从幼儿教育到成为硕士、博士，以及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专家，都离不开自己的老师。如果没有老师的谆谆教诲，就没有可能学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如果没有对老师诚挚的爱，和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解与默契配合，成才便无从谈起。因为“严师出高徒”，受教育者必须懂得教育者的良苦用心。

　　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不断调整孩子和老师的关系，特别是当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而孩子拒绝接受和产生对立情绪时，这种工作更是不可缺少。

　　至于要排除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如“文化大革命”中轻蔑老师、对老师进行人格污辱等，作为家长应义正辞严地排除孩子心灵上的影响，以及告诫孩子不能介入这种不良行动。即使孩子们不懂那么多背景，也该这样教育。

　　但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氛围下，这种属于人类社会正常良知范围的家庭教育，也必须小心从事，否则也许会突然祸从天降，得到像那位中关村小学老师一样的命运。

　　当时，孩子们放学回来常常说：“今天上课有的学生在座位上往老师脸上扔粉笔头。”“有的孩子正上着课，突然跑到老师面前，坐在讲台桌上，弄得老师没法讲课。”“有的学生还在院子里，揪着老师的头发打。”……

　　每当听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这不仅因为我们也是老师，同命相怜，使我们更为伤心的是感到“教育毁了”。

　　我们发现，孩子们在家中没有哪一个讲黄帅是对的，但还是担心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因此每听到他们讲述上面的情况或者类似情况时，总是严厉地追问：“你们都干了什么？”而且一个一个地问。

　　孩子们的回答都是：“我们在上课，不能上课时就看书。”“那都是平时学习不好的孩子干的。”“一些孩子很坏，一些孩子发疯了。”“我们不干那种事情。”根据孩子们平时爱学习的表现，又听到孩子们这番诚挚的话，照理说可以放心了。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那种大批“师道尊严”“停课闹革命”的行动，以及对此大肆宣扬所刮起的恶风，还是让我们放心不下。

　　于是，我们反复叮嘱孩子们：“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不要参与他们的胡闹”，生活就像万紫千红的“百花园地”，老师们是辛勤的“园丁”。果然，我们的孩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在反对“师道尊严”的闹剧中，他们始终在“尊师重教”。

　　“园丁”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一旦扎根，对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思考，以及处理具体问题，将受益终生。